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中指导古代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占有重要位置。有些经济思想，在当时先于世界各国而早熟，在世界文明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先秦的经济思想在17世纪和18世纪曾对欧美经济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创造这些经济思想的先贤也不乏其人，其中吴越时期的范蠡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范蠡及其经济经济思想，不仅表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思想，早在两三千年前就出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了；而且，范蠡的经济思想，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或多或少地有些借鉴和启发。
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将军也。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生于宛索，或三户之虚，始居楚川”。(《越绝书·卷六》)年轻时“自谓衰贱，未尝世禄，故自菲薄。饮食则甘天下之无味；居则安天下之贱位。复披发佯狂，不与于世”(《越绝书·卷七》)，后文种慧眼识材，经其举荐入越。成年，为越王勾践手下十大夫(文种、范蠡、计然、若成、曳庸、皓进、稽郢、皋如、扶同、申包胥)之一，是三重臣(文种、计然、范蠡)之一(《吴越春秋·卷四》)
“范蠡事勾践22年”(《史记》)。越王勾践继位三年，“欲先吴末发往伐之”。范蠡劝谏：“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王若行之，将伤于国家”，越王未听，遂兴师伐吴，败之夫椒，保栖于会稽，越国败于吴国。危难之时，越王求计于范蠡，范蠡献策：“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于之市。”意思是只要保住国家，可以不惜财宝，甚至称臣于吴国。越王依计而行表示离越去吴称臣。吴王便罢兵而归。此时范蠡挺身而出与勾践为质于吴。范蠡表示：“辅危主存亡国，不耻屈厄之难，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与君复仇者臣之事也。”(《吴越春秋。卷四》)意思是说：辅佐危难的君主，保住即将灭亡的国家，不耻屈辱，到吴国去做人质，去做俘虏，去当奴隶，想法让吴国宽赦，然后回国报仇雪恨，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显出范蠡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忠贞。越王勾践五年五月与范蠡入臣于吴。范蠡劝越王曰：“闻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度；形不愁，思不远’。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赦之耻，身屈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二国争道，未知所就，大王之危，天道之数，何必自伤哉！夫吉者凶之门，福者祸之根，今大王虽在危难之际，孰知其非畅达之兆哉?”(《吴越春秋·卷四》)范蠡身处虎口，仍临危不惧而且用辩证的道理去给危主解忧，可以显出范蠡归国报仇的坚定信念，也可以显出明于世故世事洞明的眼光。
于吴期间，越王、范蠡驾车养马，秘于石室之中。虽在穷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一次吴王夫差召越王入见，越王伏于前，范蠡立于后，吴王谓范蠡曰：“寡人闻贞妇不嫁破亡之家，仁贤不官绝灭之国。今越王无道，国已将亡，社稷坏崩，身死世绝，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为奴仆，来归于吴，岂不鄙乎?君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弃越归吴乎?”范蠡对曰：“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今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吴王夫差知道劝范蠡投降是不可能的，仍将范蠡秘于石室之中，范蠡无怨无悔。(《吴越春秋·卷四》)范蠡由士大夫沦为别国奴隶，可以说由天堂降至地狱，但矢志不移，面对吴王的诱惑，慷慨陈词，不投降，不屈服，同时婉转奉迎，免遭杀身之祸，以图后报。
范蠡能屈能伸，待机而谋，致使吴王遂赦越王归国。—说在吴国两年，一说在吴国三年。归国后，范蠡献计于勾践：“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实．民众殷。事无闲，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越王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内实府库，垦其田畴，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
越王勾践二二年，越围吴，围之三年，吴师败溃。吴王求越罢兵．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的卑辞厚礼所动，欲罢兵放吴。范蠡毅然决然奉劝勾践说：“谋之二十余年，岂不缘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弃之。其计可乎?天与不取，还受其咎，君何忘会稽之厄乎?”勾践听其言。范蠡遂鸣鼓而进兵，吴王夫差伏剑自杀，越乃灭吴。千钧一发之际。范蠡当机立断，为越国夺得吴国。
范蠡与勾践谋成国定，这时范蠡并没有功成而待名就，而是功成急退。他给文种的书信中说：“吾闻天有四时，春生秋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莫知其所适(《吴越春秋·卷六》)他劝文种也退，文种未退，晚退一步，后被勾践所杀。
“蠡既去，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二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命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国语·越语下》)
“自吴亡后，计然佯狂．大夫曳庸、扶同、皋如之徒，日益疏远，不亲于朝。大夫种内忧不朝，人或谗之于王，越王遂赐文种属镂剑．文种伏剑而死。”(《吴越春秋·卷六》)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税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致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卷四十一》)
范蠡“与勾践深谋20余年”，为越国强国富民，待机而战。吞灭吴国，都发挥过不少作用，为他施展才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这是他在经济方面发挥才能的客观基础；从他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处虎口坦然运筹和能屈能伸，能进能退的卓越智慧和谋略看出，他在经济思想方面，肯定也会有必然的建树。这是他具有经济思路的主观条件；范蠡经商“居无几何，致产千万”。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从他经商的生涯看，他是出色的经济管理人才。他将政治军事的谋略用于管理经济。驾轻就熟，胜人一筹。所以他才得以居官为卿相。居家则富翁。
范蠡的主要经济思想之一是“劝农桑，务积谷”。
吴越时期(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北上称霸的目的终于如愿以偿。在吴国日渐强盛的时候．长江下游的另一小国——越国也悄然勃起。为与吴国争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控制权。越国也致力发展经济、训练军队。特别是在公元前494年草率攻吴受挫，几遭亡国之祸以后，越五勾践卧薪尝胆，重用范蠡文种等大臣，为复兴越国而进行了改革。据《越绝书》载，勾践回国后。时刻不忘复仇，召谋臣计倪、范蠡问策。范蠡提出了“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范蠡等人力主劝农桑，务积谷的建议，得到勾践的赞同。
越王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内实府库，垦其田畴，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国力迅速恢复和发展，终于一跃而为东方强国。“治牧江南，七年后擒吴”，随即“以兵北渡准，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之王使人赐勾践祚，命为伯。”司马迁赞曰：“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二千多年前，古人劝农桑，务积谷，到现代我们国家也是如此。解放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后来也曾提出“广积粮”的口号。现在，八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中央继续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并一再要求，任何时候对农业生产都不能有丝毫放松，丰收之后，尤其要注意防止粮食生产下滑。
范蠡的主要经济思想之二是农末兼营。
中国历史以农业为本，其余各业为末。为了使农末俱兴，计然、范蠡为勾践制定了关于粮食的价格政策。他认为：“粜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粜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越绝书·卷四》)。
在越国三大夫文种、计然、范蠡的苦心经营下，商品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商品十分丰富。在以“农末兼营”为立国思想的指导下，农业手工业都已具规模经营，就《越绝书》的记载统计就有：纺织业、冶铸业、造船业，养殖业，采伐业、盐业。主要商品则有麻、葛制品、船只、木材、弓箭、粮食等。这些行业尽管都是以官办为主，主要用来为伐吴战争服务，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的生产规模和民间的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民间的商业活动，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亦已相当发达。
据文献记载，从越国与吴楚的几次交往和勾践灭吴迁都时的规模，可见其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