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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绝唱汪曾祺,
而他的“我们现在没有鲁迅”这句话，正是他以母爱之心，为青年黑孩的散文集所写序言里的一句话。就在这篇序言的最后，他还像母亲一样祝福就要远去日本的黑孩“一路平安”。从他喜欢、理解、体贴、尊重、学习青年的言行里，我感到已经久违的鲁迅式的母爱。他为何立伟的小说集写序，七十多岁的人，整整花了两天的工夫，写下了四千五百多字。只在末了点出立伟初期作品“奇句过多”的毛病，还怕伤了青年的创作热情，疼爱地自语着：“不知道立伟会不会难过。”(《从哀愁到沉郁》)
实际上，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往往就是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尤其在情感被规定、规范成一条河流，必须注入带点神癨\味儿的庞然大物的时候，这种爱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所以汪曾祺在敏感却又最易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身上，在生计艰辛却又少有依靠的普通人身上，付出着，也发现着这种弥足珍贵的情感。当然，他的生命，也便在这付出与发现的同时，获得自慰与欢悦。
他被明代散曲大家王磐所感动，就因为王磐通过“目验、亲尝、自题、手绘”，为没谁真正关心的老百姓编了一部《野菜谱》。他为也同是明代的诗人、状元杨慎的悲惨命运而泪下，并缕述其因“言论自由罪”、只身被贬谪云南三十七年，直至七十一岁上孤单地死去的痛苦一生。对于他的老师沈从文，他更是用理解、用自己的做人和为文，表达着钦佩和热爱。他知道老师本来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他知道不能写作的老师心里积藏着沉沉的郁闷，知道了又不能说出，只好让理解与爱化入告别遗体时的泪水里：“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那以与普通人为伍为荣，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封建士大夫简直是和他南辕北辙，更遑论“最后一个”。
1986年，离家四十七年、已经六十六岁的汪曾祺回家了。回家的汪曾祺没有忘记自己上幼稚园时的王老师，去看她，带着北京的果脯，更带着专门为老师写的一幅字：“‘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师恩母爱”，在汪曾祺心中已成不涸的圣水。就是这首诗，让王老师哭了一个晚上，也为老师寂寞的晚年，平添了温馨的暖色。
他还会对因“偷人”而被丈夫用劈柴打得很重的卖烧饼的女人“充满了敬意”；那个背着扬琴、点着麻秆、踽踽而行的盲老人，又会令他“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吗?”难怪他要呼吁引进美国盲人的夜光麻秆，好让人在黑夜里为盲人让路；从小声说话、低头走路的画工管又萍，他体察到了从来不署名的画像画工的辛酸；至于发生于旧社会的、挑夫的女儿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的“自由恋爱”，冒死从潭中捞起女尸、却将挣来的十块钱全给了人治病的“陈泥鳅”，他更是给以倾心的赞颂。
别说人了，就是动物草木，也能牵动起他的情感。1980年12月29日清晨，他写了《天鹅之死》，对那位伤残于“文革”工宣队的凌辱之下的芭蕾舞演员白蕤，对那只毙命于“文革”之后青年的枪口之下的白天鹅，倾注了全副的热爱，并用流血的心呼唤着人性的回归：“天鹅天鹅你在哪儿?天鹅天鹅你快回来!”以至七年之后，当他重校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是“泪不能禁”。
就这样，在冷酷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他捡拾起被人遗忘或被专制统治者践踏的仁爱、善良的人性种子，拂去蒙尘，育出一株株小苗，再用心血勤勤浇灌。他知道还会有风有雨，甚至风暴冰雹，但是他坚信，这些小苗，肯定能够长成大树的。只有具备了这种树木生长的环境，只有这种树木连成海洋般的森林，人间才有味道，中国才有希望。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坦言：“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尊重和欣赏。”(《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心里头有神不?有。他全身心地敬这个神、爱这个神。这个神不是天上玉皇、海中龙王，而是上面说的那位人性女神。这人性之神，善是当然的了，还有一面那就是美。面对龌龊和险恶，面对无助和绝望，面对苦难与死亡，汪曾祺总是乐此不疲地告诉人们：瞧瞧她，瞧瞧她吧，瞧瞧这位美的女神，她就在你的身边，她就在我们的心里。
“飞起来露出桃红色的翅膜，格格格地响”的，是绿蚱蜢；“不紧不慢，汤汤洄洄，似若有所依恋”的，是伊犁河；“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是老舍；“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的，是一对童心未泯的摘枸杞的老人；而为丈夫前妇的小男孩儿买下好多东西，又用勾针给其勾一顶大红毛线帽子、有着“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的，一定是那个爱上个放蜂人的四川女人了。
人性的恢复，我们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我们欠账太多。不要说去发现、欣赏人性之美，我们甚至还在以人性之丑之恶为美，而把真正人性之美的花蕾踩入烂泥中，或扼杀在心灵的萌发时。我们总是强调整体而忽略了细胞，甚至不惜窒息、扭曲一个个细胞的活泼的生命，来换取整体暂时的平衡和稳定。其实，整体的健康与活力，全仗着细胞的健康与活力，一旦细胞出现了无可逆转的癌变，等待着整个肌体的，只能是完结。汪曾祺先生自从将美育的担子挑在肩上，就再也没有松闲过。他说“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认为美育“是医治民族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关于〈受戒〉》)。
所以，他将美推向了极致。
《葡萄月令》里葡萄简直就成了仙子，读来让人心头美得酥酥地离开了一切凡尘——“一月，下大雪……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窑里。二月里刮春风……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枝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三月，葡萄上架……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八月，葡萄‘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得像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串，饱满、磁实、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是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所以，他把情推上了极致。《受戒》当是不朽的传世经典。
美丽的村姑英子与聪慧的小和尚明子的纯真爱情，在美丽的湖中涨向高潮：“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1997年，七十七岁的汪曾祺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走得这样早。看相的说他能活九十岁，他虽然不敢想得这样长，却也绝对要比七十七岁久长。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他还打算再写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聊斋新义》，还有一部已经酝酿成熟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这个达观随和的老头，其实是有点怕死的，他说：“活着多好呀!”
只是他已无法知道，很多的青年、很多的读者都会时不时想起他，并在心里念叨着：“要是汪曾祺活着多好呀!”其实，活多大是大?关键是质量。有他这两百多万字的作品在，他就会活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尤其在人性珍稀奇缺的时候，大家更是忘不了他。他说过：“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我们当然还会记得，他说过：“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一两千年之后，当人性已经得到足够的提升，人们也许才会渐渐把他淡忘的。谁知道呢?说不定人们回眸间倒会把汪曾祺看作英雄呢——没有勇气、力量、智慧和献身精神，谁能够像他一样在黑夜里举起照亮而且温暖着人心的火把呢?
汪曾祺走了，我们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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