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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节选)
据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说:
(五四运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骚然。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北大西门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民主政制,却未著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打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学生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是有几个学生终于蒙过政府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五号上海各报新闻的唯一来源。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复,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团体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就把店门关起来了。许多人则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声迅即蔓延开来,到了中午时,全上海的店都关了。成千成万的人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是一件新鲜的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为什么群众这样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苦难与风流》,柯灵主编,文汇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新图书馆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
1998年北京大学走过了百年征程。在北京大学建校百年庆典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于4月29日上午到北大考察工作。在听取了北大师生的发言后,江泽民发表了这篇重要的讲话。
北大百年校庆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