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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怀瑾到于丹的通俗路径(苏教版高二必修),
《论语》凭借电视而传播，在它2000多年的传播史上，电视传播的广泛程度和速度远超汉朝独尊儒术的霸道功效，而其诠释的《论语》再次衔接了2000年来《论语》在民间传播中树立的励志、宽慰、规训等形象。
在《论语》2000多年的诠释史中，一直存在的学者与民间两种诠释方式。学者的诠释总是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民间诠释则总是心有所得地借题联想，不忌离题万里。不能否认，《论语》是在这两种不同方式不同渠道的诠释和传播中承担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构成了是中国文化的现实面貌。所以，李泽厚1994年作《论语今读》时说，他本人远非钟爱此书，却不能回避《论语》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
《论语》的传播史，也就是被诠释的历史。有《论语》以来，历史中注疏家多达2000家，民初注家程树德的《论语集注》所参考的注家就有600家，从汉代郑玄为《论语》做注，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疏解读《论语》是历代读书思想的标准功夫。直到近现代，依然有刘宝楠、康有为、胡适、杨伯峻、钱穆等学者的解读，这个延续2000年的解读传统并没有被“打到孔家店”的时代呼声所中断，而发生在30多年前的那场“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又形成了一次诠释解读的高潮。
各家注疏议论有相同的，也有非常对立的，其中的区别不仅是对词语理解的历史变化，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对立。宋代的儒学在解读《论语》的同时，有一项工作是辨伪书，为了正经，朱熹把先秦诸子中一些对孔子解释不符的多斥为伪书。清朝也有过辨伪学，和宋儒一样，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合时代理想的孔子。李泽厚《论语今读》则是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在历史沿革中发掘出《论语》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渗透力量，所构造的中国情感本体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区别于基督文化具有两个世界，它只有生活现实这一个世界，而同样成为一种人生归宿，形成中国人的准宗教体验。李泽厚说，中国没有外在的拯救依托，必须在各自人生路途中建立一种归依，而《论语》儒学能够在世俗中见高远。同时也因为只有一个世界，所以对现实生活的肯定使我们能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探寻美和价值。
《论语》注家钱穆则把孔子和朱熹当作儒学传统的中心，在他的解释中，只有到了朱熹的孔孟儒学，儒学才真正成为独尊。而孔孟儒学这个道统本身又被一些研究者质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被宋儒反追出来的。真实的孔子儒学，要比这个道统中的儒学丰富生动得多。但朱熹理学对论语的阐释却在更深入细致的程度上传播了孔子及《论语》。
《论语》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借口，从公元1年汉平帝时，孔子被奉为“褒成宣尼公”，到公元628年唐太宗时被奉为“先圣”，历代被封，到康有为倡说立宪共和时，正式奏请以“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
《论语》是读书入仕的基础读本，那些没能入仕的读书人或成村里的教书先生，或入幕当谋士，或游走江湖占卜算卦，如果是有钱人家的，还可以吟诗作画当名士，从而形成了另一个传播和诠释的渠道和方式。他们以各自的生活智慧制造并不严谨的格言警句，或简化了儒学的思想，或杂糅进流传于民间的各种小宗教或地方小传统。虽然不被纳入儒家道统，但也在民间众口相传中形成了民间的伦理习俗。-
关于孔子及《论语》的公案
《史记·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真正有《论语》这个书名是在汉武帝时，这是王充在《论衡》里记述的，他说，汉武帝时，孔子的后代孔安国用辑纂成册的孔子言论来教学生，从那时开始称之为《论语》。钱穆考证，《论语》中所记其实不仅是出于孔子弟子，也有出于再传弟子之手的部分，最后的编定者并没有记载。柳宗元之后，很多人认为是孔门弟子曾参的学生编定，其中理由之一是，《论语》里竟称曾参为曾子，而且有太多的“曾子曰”。
在汉朝时《论语》有三个版本，流传的有两个版本来自鲁国和齐国，这两个版本被张禹合二为一，因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因此张禹版成为一般儒生所尊奉的读本。第三个版本是古文论语，传说是汉景帝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上发现的，当时只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研究它，一直并没有传授，因为当时谁都不能确定是否伪作，这一官司一直没有真正了断。我们现在所读的还是张禹的版本。
“儒”是何意对于后世儒学也是一段公案，章太炎说是求雨的巫祝，《说文》说儒是术士之称;胡适说，儒是主持礼仪的教师，出于殷商后代，专以司礼为周朝人服务所形成的一个特殊人群。这个字在后世使用中，那种研习五经孔学并成一时气候的人被称为大儒，而衍生出的儒雅、腐儒等词汇，大概还是与拘礼仪有关联，现在它又落在了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人口中。
《论语》中的孔子崇周公，周公重六艺，不知孔子因为崇周公而以六艺教人，还是因为他教六艺，而追述周公，当时诸子百家各自所依据的文化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孔子以教人六艺著名，而“六艺”之名并提却见于《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艺中的《诗》、《书》、《礼》、《易》、《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更严谨的研究说，是经孔子编辑过的。其实，相隔2000多年来想象孔子的时代根本没有可能，根据《论语》来揣摩孔子的原意也是少有确证，但是其中的议论，时时会忽然穿越时空出现在今天的某一个场合，其时其景似乎遥远地对应补充着《论语》中那些没有被记录的上下文。有时候，这时间的隔阂又坚不可破，比如对“君子”、“小人”这种词汇的现实使用是具有道德含义的，而历史记述中，《论语》说到的君子、小人只是社会阶层的名称，君子是士以上的阶层，小人是士以下的人群。周朝的封建等级制度崩溃，作为阶级称谓已经意义不大，在比喻的意义上君子、小人才有了道德含义，由等级区别变为人格区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几乎无法判定这漫长时间的两端，哪一端的《论语》更是真实的《论语》。
如果盘根蔓节地去追述时间另一端的《论语》，会发现孔子沿用了很多在当时就是传统的概念，如天，命，仁，乐等，孔子时，仁已经是一个公认的道德原则，而孔子把仁提到了一个更有解释空间的高度——仁者，人也。于是后世儒家各有所解，莫衷一是。孔子言“性相近”，却又没有明确论述，后世弟子孟子阐发“性善论”，荀子论证“性恶说”，性善性恶遂成为后来儒学的一大问题，很多现代学者从中看到了它对人的尊重。
中国思想史家劳思光断定，孔子立说，原是以政治秩序问题为主，其他关于仁、礼、名、天等等概念都是以解决政治秩序问题为诱因，推而进入的。周公时代被孔子看作是一个礼仪完整的好社会，到了春秋乱世，虽还有周时的遗风，但礼仪背后的观念内容变化了，周朝制度所依赖的阶级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论语》讲“礼”，是在讲礼仪的观念，这个观念所依据的是人间的秩序，进而更深入地推寻到外在秩序的情感基础，从儿子为父亲隐瞒罪过的自然亲情，又归结到对社会邦国的政治秩序上。
孔子之后，“七十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教士大夫，祸隐而不见”。战国韩非说，后来“儒分为八”，分别是子张、子思、颜回、孟子、漆雕氏、仲梁氏、荀子、乐正氏。民初杨幼炯考:根据《论语》里提到的“十哲”，这八个人应该分别来自孔子的八个好学生，其中曾子和有子是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孟子来自曾子之学，荀子来自有子之学。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弟子77人的姓名，在《论语》中出现只有29个，从中得见，这些学生在当时就有同门不合的言论，子张就看不上曾参每天三省、战战兢兢的做派，漆雕氏是孔门中的武侠派自有理想，子张和漆雕氏的学说早不传世，“儒分为八”中也就没有被当作孔门正传。这也许与《论语》编纂者是曾参弟子的公案有关。
八儒中，在战国时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实高于孟轲，荀子强调了儒学里实用的入世倾向，而孟子开发了心性的伦理观念。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轲的心性说不以为然，指责他们:没有理解孔子，只学得了一些零碎的知识。所鼓吹的五常，被世上的糊涂人不知真相地往下传，这是子思和孟轲的罪啊。荀子认为:孔子的思想成体系，言行一致，孔子主讲仁，有时仁和智并讲，偶尔也讲勇，从没有把仁义理智信平行而论，义和理是从仁和智延伸出来的，被孟子搞成并列关系，就叫做“不伦不类”。
战国时代，儒家只是百家之一，在后代的儒家传记里，孟子、荀子并没有被纪录为儒，还属百家诸子。但是孟子1000多年后，从八家之中脱离出来在元朝被奉为与孔子并称的亚圣人。
《论语》与《孝经》并列
传闻两汉儒家多有对《论语》的注释，但基本都失传了，最早有郑玄的注释还留有一些残卷，最有名的是何晏的《论语集注》。而后，代有人注。因为《论语》是孔子在教人六艺时的言论辑录，所以它具有阐释性，西汉时《论语》、《孝经》并列为小学，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到东汉时立为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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