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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怀瑾到于丹的通俗路径(苏教版高二必修),
朱熹是宋明新儒家的理学代表。朱熹著《四书集注》，第一次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四书并称，树立了儒学新经典，之后元、明、清三代都以此为取仕标准。《大学》和《中庸》是从《礼记》中抽出的单篇，到底是谁的作品，并无定论。有说是子思所作，但也少有证据。胡适说，到了重《大学》、《中庸》的儒学，早期儒家那种重实际的伦理就进入了一种内观的伦理。钱穆以为，宋儒从汉儒的经学转到了子学，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绝大转变。
宋儒用心性之学，上连天道，下接伦常，以替代佛教和道教。它也讲孔子的一些概念，讲“道心”，可道心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伦常规范，这些概念都被完全理性化，与功利、感性脱离了干系。人见小孩落井，就必须去救，被说成是不可以违反的天理，这与孟子所说的理由已有很大区别，孟子说人见小孩落井去救，是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还是感性的。朱熹们基本的要求是存天理，灭人欲，甚至夸张到宣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孔子认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应该为父亲隐瞒才是合“天理”的。而宋明时，大义灭亲才合“天理”。这种儒学渐渐丧失了儒学原来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变为一些刚性教条，更重要的是深入到家法、族规而普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几乎具有法律的地位。
清儒戴震斥理学家完全同于酷吏，“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这也许不是宋明理学的精髓要义，却是它的现实作用。理学的作用一直到清末民国都很强大，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控诉的“吃人”，以及巴金在《家》中控诉的对生命活力的谋杀，无不以反理学为基本主题。
维新派抬高孔子轻视《论语》
清朝一意地提倡宋学，特尊朱熹，康熙五十一年，升朱熹配享孔庙。朝廷越是刻意崇扬朱熹于上，文人们越是肆意贬低于下，“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都是直指理学的。有人作《四书改错》，斥责朱熹的注没一条不是错的，其错之大是“聚九州四海之铁也铸不成的大错”。清儒在《宋儒渊源记》里，对那些在清初传述朱熹而获朝廷崇信的人，都不被列入其中。此书虽不重要，但其学风可见。
儒家与王朝之间的这种学理不合，在历史上少有，这个特殊性明显与异族统治有关。在王朝交替之际，清初诸儒抱有反清复明的意愿检讨前朝，以及前朝的理学心学。顾炎武在《日知录》考据典制的同时把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理学、心学的空谈而不务实:“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谈孔孟，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对孔子论政论学的根本要义完全不问，一味地讲心性。随着清朝稳定，复明无望，儒家们开始做基础的研究，结果成盛极一时的专重训诂名物的汉学，避开了朱熹的理学，也就等于避开了《论语》。
到乾隆嘉庆时代，一方面因为有朝廷尊朱熹，一方面有取媚于朝廷的文人奉朱熹为正学，又有清廷的文字狱，很多文人只能改做经学，在故纸堆里争意气。虽然很重视“学以致用”，但实际上他们的考证越深入，与现实的政治文化相隔的越远。也有今文学的重倡者，专求微言大义，提出了“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一些被认为很怪异的议论。道光年间，今文学日盛，龚自珍、魏源是其中的著名人物，龚自珍通《公羊春秋》，但他所作《古史钩沉论》已经不像清初儒家那样因循古史，而有了阐发民权的议论，他对清末的学者影响很大，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而魏源除了辨伪书，作《海国图志》，鼓励了目光向外的姿态。
实际上，宋明理学已经深入在社会的细密机理中，儒家的案头努力并没有改变现实中的文化状态，即使在儒生中也有桐城一派儒生重倡古文学，以儒学道统自任，为宋学辩护。曾国藩的为文也尊桐城一派，在朝在野他都是儒家道德模范的形象。
清末康有为，从广东大儒次琦学习六年，那个时候，西学开始进入中国，他买来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各种西学著作，那些书还都只是最浅显的普及书籍，或工艺医学等书，完全没有政治哲学的书，但梁启超说康有为“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
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表面上是辨伪书，实则他已经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变法动员。从汉朝以来，经学就有今文古文之不同，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解释方向。康有为说，今文学所依的《公羊春秋》等五经版本都是孔子的真经，经孔子70多弟子后学们口说传授，虽然后来有些窜乱，但大致是可信的;而东汉以刘歆为主力的古文经学所依赖的《左氏春秋》等五经版本全部都是刘歆伪撰或篡改的，刘歆所为是为了协助王莽篡汉，所以要掩盖孔子的微言大义。他说:两千年岁月时日，聚千百万士子问学，统二十朝制度，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竟没有一人敢违抗，没有一人敢怀疑，把孔子托古改制的圣法完全弃之一边了。所以“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而刘歆所说今文不可信的理由，是说秦始皇已经把后世所传的六经烧毁了。康有为辩驳说:秦始皇烧的是民间流传的书，博士职业所用的书百家自存，因为秦皇焚书是想“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所以他说，秦皇尽烧六经完全是刘歆造的谣言，他为了作伪书，又听说有秦皇焚书一事，就“一举而归之”。康有为这一番改写历史的辨伪实际上是在为他以后要说的话铺路。
光绪末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说，尧舜只是孔子所托之古，真实的六经都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不仅是孔子，在康有为的诠释中，先秦诸子的学说全部都是托古改制之说，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的微言大义，《春秋》所说的不过是“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而三世、三统的说法就是以进化之理，解释制度的演变。他的《大同书》的书名也是引申《礼运》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的大同说，《春秋》中的太平世就是《礼运》里的大同，就是孔子的理想社会。康有为说，子游听受了孔子的微言，往后传到了孟子，微言所指就是理想的太平、大同，而子夏听受了孔子的大义，后传到荀子，所谓大义指的是升平世、小康社会。
他几乎把孔子比作了基督，“孔教”之说就是起于康有为，变法期间他正式奏请以“孔子为教主”，成立孔教为国教。他的这种儒学，显然是为他自己的托古改制立论，这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当时的腐儒说他“其貌则孔，其心则夷”。
而对《论语》一书，康有为也接受朱熹的说法，认为多是由曾子的弟子所辑录，不同于朱熹，康有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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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论语》只记录了孔子思想中非常次要的方面，而不被他所重。康有为的这种不诠释是不是也相当于一种诠释？-
(参考书: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钱穆:《论语新解》、《朱子学提要》 ;李泽厚：《论语今读》;杨伯峻：《论语集释》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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