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语文辅导大全,http://www.deyou8.com
从南怀瑾到于丹的通俗路径(苏教版高二必修),
汉初的儒者很少有纯儒，如陆贾在《汉书》里被列为儒家，他有关历史的言论很近于荀子，但他言论政治又与老子近似。从叔孙通为汉朝定制了一套礼仪制度，董仲舒以阴阳家言糅合于儒学，汉代儒学向实用政治接近。
《史记·董仲舒传》记:前134年，汉武帝问策，董仲舒答:《春秋》是天地之常经，可是朝廷是以别的道为样板，人们的言论思想各种各样，国家不断调整政策，臣民都不知该怎么应对，所以，他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样制度统一，法度清楚，臣民才知道遵守什么。
先秦儒，认定人不是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所以讲伦常秩序。从血缘上最近的人际推广到君臣朋友，所以讲制度。但是汉儒没有利用荀子的政治理论，却发挥阴阳五行来讲五经，因为孔子有天道人道之说，董仲舒的基本概念也是“天”，但他论证天君王是受命于天，所以是天子，天子要以天为法，这是天子该尽的孝道。国家行事如不合天意，天就会显出灾害来警告:君王对臣子没有礼法，夏天就会多暴风;如果君王的旨意不能被执行，秋天就多霹雳;如果君王视听不明，秋天就多闪电，春天和夏天就暴雨不断;如果君王的心胸不宽阔，秋天就多雷。所谓天人感应。因为天是不会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汉武帝问策的时候，他对策说的道就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之道。因为他讲阴阳，又把此对应于人事，“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于诸阴阳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王道之三纲。三纲五常，由天推理出来。
六艺中，《乐》没有经书传下，其他五经被奉为国家经典，立五经博士传授，汉儒根据五经为汉朝制定法制，所以“孔子为汉制法”，而且这一制度一直为后世仿效。
儒学的经书在汉武帝推崇下成为国家经典，为学人所必修，从此以后，直到康有为，凡著书立说，如果要取信于人，无不以五经为名。司马迁修史自序中道: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继承孔子正《易传》，继《春秋》的，就是我了。“小子何敢让焉。”从这豪言中大概能看出，司马迁也是要继承孔子大业。《史记》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本着这个传统，表面写世事兴亡，荣辱得失，其实是写治国安邦之道，甚至天命人道。
孔子儒学被定于一尊，与大帝国的局势相关联。汉初基本没有明确的政治蓝图，而依黄老，主张无为，制度上沿用秦制。按《春秋》所论，周朝八百年，而秦只有二世，其中有王朝兴亡的微言大义，儒学政论当然更符合建立一个千秋大帝国的理想。汉武帝选择儒学独尊，之所以重《春秋》，讲制度等级规范，讲孝，以伦理道德而讲国家制度，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先学《论语》、《孝经》，然后入官学五经，在董仲舒提议下各州郡每年向国家举荐茂才孝廉，此后，公卿、大夫多文学之士。这样也把春秋以来的个体游士重新纳入社会组织中，从此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整体命运。秦朝曾提出“以吏为师”，汉以后，“以师为吏”，“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理想道路和心理传统。
关于人生的学说在汉初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孔子说仁，讲做人的道理，汉儒则讲《论语》的同时传讲《孝经》。
自孔子删述六经之后，经过秦朝的焚火，楚汉战争，多有遗失损散，汉成帝时命刘向等一批人校理各类旧书籍，刘向是校理经传诗赋的，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职。哀帝时，把所有的书总归为七类，编成《七略》上奏，书布天下。首先是六艺略(《乐》首次列出，但一直被怀疑是伪作)，第二是诸子略，儒家如曾子、孟子、荀子都列在诸子略之内，而孔子不在其中，《论语》和《孝经》一起附在六艺略之后。可见在西汉末年的儒学更尊儒学经书，而超过对孔子的尊崇。也许是对儒家之名的理解不同，在汉代编的儒林传中，诸儒是从汉开始排，曾子、孟子、荀子都不在那个序列里而属百家诸子。汉朝的儒，都是以传经论治为业，而战国的儒是以明道教人为任。
章丙麟对刘歆编《七略》评价极高，他说:传播典籍，从孔子开始，其后只有刘歆了。汉兴后，虽不像秦皇那样禁书，但在民间，即使是五经、《论语》，如果没有老师传授也读不到。刘歆整理了典籍后，就可以复制，书商就可以卖书于民间。
汉代的经学有今古文之争，与《论语》的今古文版本同样，今文经是由儒家弟子口授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录下的五经，古文经是当时从孔子家墙壁上发现的用战国时流行的大篆录下的经书。在西汉时被立为官学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学尊崇孔子，以孔子为受命于天的素王，认定六经都是出自孔子之作，以《公羊春秋》为主，在五经中论证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尊崇周公，孔子只是史学先师而已，相信孔子述而不作，六经就都是史料，刘歆校书之后有“六经皆史”一说，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流传于民间，东汉时盛行，训诂学发达开来，经典被弄得烦琐杂碎，《汉书·艺文志》评价:“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不能通。”
虽然汉初有大师董仲舒，但他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论证，在思想上比不上《淮南子》或《论衡》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道教流行与此不无关系。独尊儒术，道教在政治上完全被排挤，只能在个人生命上开发意义，而汉儒无论是读《春秋》的，还是训诂的都无法形成广泛的精神生活，跟百姓几乎没有关系，只好另择他说，到东汉末年汇成了道教。
《孟子》并列于《论语》
魏晋之后，佛教道教已成盛行之势。佛道之兴，或与魏晋以来的战乱不断有关。儒学的一个弱点是回避了关于死的问题，这是人人关心而不安的事情。佛道的解释在此能够补充儒学之不足，更兼佛道均有避世出世的追求，这也比较符合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失望晦暗心情。
佛道虽兴，但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动摇。比如梁武帝信佛，对佛教的支持一度十分夸张，打仗征兵都找不到人，但他仍然不抛弃儒家的政治制度。于是形成儒学主政治而佛道主信仰的并立局面，正如后来宋仁宗所说:“以佛治心，以儒治国。”
南北朝时，儒学在南北各有不同处境。北朝的体制已经破败，朝廷重用儒生，意在治理修复政治秩序。北儒笃守汉学，沿袭汉儒治国的一面。那种儒学非专家不能治之。北周崛起应该有北儒的贡献。南朝虽然偏安一方，但政治体制朝廷规制基本沿袭两汉旧制，又有佛道盛行，所以南朝儒生依然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善谈名理，雅俗共赏。
长期分裂和割据也造成儒学理解的分歧，至唐太宗时，儒学状况还是经师们各有所注，解释各异。太宗不满儒学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遂命孔颖达召集儒家重新校定五经。这个重新撰定的《五经正义》由官方传习天下，科举以《五经正义》取仕。在此之前，虽有佛道勃兴，几乎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活，但在儒学内部，注经训诂等活动并没有停止。经义定于一尊之后，天下士子为求进仕，不能再另起新意，儒学本身反而开始消沉，几乎没有新论。但这也许反而给文人们留出了创作诗文的空间。
唐朝佛教发达，对此有一解释说:经学衰落，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精神生活却不能停止，学理深厚的佛教正好填充了这个思想空隙，受佛教影响，做官进仕，在唐朝文人的观念中，不过是私人功名，俗业而已，远非汉儒心目中那么崇高。风尚所及，以致唐朝在录用官员的时候，经学地位也不高于文学。只有唐中后期时的韩愈尽力排佛，极尊孟子，竭力复兴儒学，但他在政治上的靠山宰相裴度，还有和他一起提倡古文的柳宗元都是信佛的，韩愈的努力似乎除了在他一度任职的潮州这样偏僻之地有些影响之外，几乎毫无收效。
杨东莼认为，佛教对儒学的最大影响，就是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形成。晚唐至宋初时，有学问的文人多与禅师过从甚密，佛教中也有人想促成儒释融合，当时有一佛学大师说道，“妙道之意，圣人寓之于《易》”。也有僧人在寺庙里读韩愈。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一些学儒的文人在读到儒释融合的著书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佛学对心之觉悟的重视对儒学是一个明显的影响，它促使宋儒极力突出孟子的重要性。与孔子对政治制度建构的重视有所不同，孟子更重视心性问题。宋代王安石尊孟子，把孟子奉入孔子庙。苏洵、苏轼父子为文，也都效法孟子。自北宋以下，世人开始以孔孟并称，而以前都是周公孔子并称。这是一个大改变，暗含着后来的心性之路。
李零认为，从孟子、子思，再追到曾子和孔子，这个道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儒编造出来的。从现在出土的一些竹简上可以看到，被这个道统忽视的颜回、子路等都有记载。其实曾子时代，孔门的掌门是子路，后来有子被推为掌门，曾子还想跟有子争。因为汉唐儒学的主要领域在政治，心性之学拱手让给了佛教，宋儒要把这个领域争回来，他们就重新构造道统，而追溯到儒门中比较重心性之学的这一线索，由此开创了所谓“新儒家”。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