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为什么是语文课本不可或缺的不朽经典？
――答丁启阵先生
孙绍振
丁启阵先生的博克文章《我赞成把朱自清‘背影’从语文课本中删去》。遭到绝大多数读者的反对，而我在答复现代快报记者的采访时，所用语言也有对丁先生不够尊重的地方，这使丁先生更想不通。我想，首先，对语言上的不妥向丁先生致歉，以便心平气和地本着学理精神，探讨几个基本的美学原则问题。
第一，丁先生认为我的文章“‘把遵守交通规则与否’定性为道德上的善恶，是不准确的。遵守交通规则与否，不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有法律层面的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朱自清父亲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作为学理概念，值得提醒一下。交通规则，从法理上来说，尚未达到法律的高度，是行政部门根据法律制定的公共行为规范，具有行政的强制性，属于法律下属的“法规”范畴，违反交通规则，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如人命）一般不能说是违法犯罪，只能属于“违规”，最多受到行政处罚，不可能受到法律的惩处。虽然交通规则有行政的强制性，具有他律的性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不遵守交通规则（如在人车稀少的夜间闯红灯）并不会受到处罚，因而就具有道德自律的性质。对交通规则在美学，我的定属于“善”，这个“善”属于实用理性范畴。违反了交通规则，可能是不善。不善，是不是就没有价值？或者只有负价值呢？不一定。如果情感占了上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安全，心里只有为儿子尽一份心，这样的不善，就转化为另外一种范畴，也就是审美的范畴。善和美在范畴上的区别在个美学属于基本问题。
古希腊人把感性和情感的学问与理性的实用性相对，这就是后来的英语中的aesthetics。18世纪的德国启蒙思想家鲍姆嘉通（Baumgarten，1714—1762）才把aesthetics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这个词汉字中没有，是日本人把翻译成美学。美学观念的提出，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来说有重大意义，这就是说，人并不是只有一种实用的、理性的价值，不实用的、非理性的情感具有另一种价值。这个学说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明确化为和真的科学价值，善的实用价值并立的情感的超越实用的、非理性的美的价值。审美情感价值独立的学说，后来经过克罗齐的发展，成为美学史的基本范畴。在中国，经过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的创造性的翻译和阐释，“审美价值”已经成了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基本准则。
丁先生指责我赞美《背影》，在字面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学理根据，其话语大体限于经验和感觉：违反了交通规则，就是犯罪，就谈不上情感的美。其潜在的理论预设就是情感谈不上独立的价值。对于情感和理性，我的文章明明说是“错位”，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绝对矛盾的。丁先生粗心大意，把“错位”看成了“简单对立”，严峻地指出：“孙教授把“情”与“理”简单对立起来的审美观，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他的理念，其实就是理性和情感是没有矛盾的，绝对统一的，或者唯实用理性论，而我的理论基础则是实用理性价值与情感审美价值“错位”论。这也许，我分析《背影》时没有写得十分清楚，这是我不能感到抱歉的，也许，我的权威不够，未能使丁先生信服。这里借用对朱光潜先生的《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来作些说明：
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1]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请允许我把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古松置换成朱自清的父亲。如果以铁路警察的目光去看，只能“是违反交通规则”。警察是理性的，对之不能讲感情，警察是讲究实用的，他有权对之进行教育甚至行政惩处。但是，《背影》的叙述者是这个老人的儿子，他对他是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看到的就和警察炯然不同，那就是忘却了交通规则一心为儿子尽一分心的老父亲。成千网友之所以反对丁先生，原因就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是一篇抒情散文，光凭直觉，并不需要什么理论，就能追随着为人子者的心灵，和朱自清一起为父亲的艰难攀爬所感动。而丁先生的观感之所以与众不同，可能是带着交通警察式的理性，从中只看出了交通违章的信息。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yin，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帏秘事。”[2]这就是说，阅读者所读到的往往是自己的核心观念。这种阅读的心理的封闭性，是人性的局限，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只能从《红楼梦》中看到阶级斗争。在阅读过程中，对心理封闭性没有警惕的读者看到的，往往是不完全是作品，而是读者自己的心灵中最为关切、认同的观念。丁先生厌弃《背影》说明，他阅读抒情散文，却缺乏对于情感的关注，或者说审美价值的自觉。这就导致了价值的混淆。而这种混淆在阅读普遍存在，原因在于，审美情感和实用理性不同，那就是它的非实用性，或者如某些理论家所说非功利性。功利性有着人类生存需求的自发优势，因而非功利的审美很容易被抑制。审美价值超越实用理性的理论，也源自康德的学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背影》中父亲爬月台的活动，完全是不实用的，让儿子去买不是更有效率吗？但正是因为不实用才充分表现他感情达到忘却安全的程度。而丁先生则不以为然：“一个父亲，可以令儿子感动的行为方式实在是太多了，绝不限于违反交通规则去买橘子一种。比如说，他可以绕远道、上下台阶去买橘子，然后累得心脏病差点发作。”这样的设想当然很合“理”，但是情与理是对立的统一，合理的往往不合情。谈恋爱动了情感往往就不讲理，实用的道理越是严密，就越排斥感情，如果朱先生的父亲真的如丁先生的设想“绕远道、上下台阶去买橘子”，朱自清还会感动得流泪吗？至于说，累得心脏病差一点发作，可惜文章中并没有朱父患有心脏病的任何线索，可以说与《背影》的阅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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