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为什么不顾一切放走曹操？

                                -----谈情感逻辑的“还原”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甚至智性导向；一旦有了个人情感色彩、主观智性的导向，就不科学了，没有意义了。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或心理学上的知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或者用我的术语来说“变异”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

   要进行深刻的分析，不能离开还原的方法，因为方法比之经验更全面、更深刻。光凭经验也许能还原比较单纯的形象，但却不能还原比较复杂的形象。有些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

    这时用感觉的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逻辑的还原。白居易的这几句著名的诗句说的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是绝对的，不论在任何空间、时间，在任何生存状态，爱情都是不变的，都是永恒的。在诗的浪漫逻辑中，爱情是无条件的，甚至是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的。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的，是一种情感逻辑。而通过还原，我们得知，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静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的逻辑的高级形态，亦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一切都随时间（历史）、地点（地域）、条件而变化。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空间、条件是不合理性的，但是不合客观的理性是无理的，可恰恰又是充分符合人的情感激动的特点。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为什么妙？因为无理而有情。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可对艺术、审美情感来说则是妙极了。因为无理了，超越了理性了，情感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分析，全面性，不能片面、绝对化，而情感的一个特点恰恰是绝对化，不绝对化不过瘾。所以宋朝诗评家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当然，情感并非完全没有逻辑，只是与理性的逻辑不相同罢了，绝对化就是情感逻辑特点之一，不经过逻辑还原，是不能揭示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的矛盾的。

    自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这一点，至少还有一点，那就是它不像理性逻辑那样统一，它可以自相矛盾。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可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部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这种情况，越是到当代文学中越明显，成为一大特点。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是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就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尤其是现代派色彩很浓的小说，这种逻辑扭曲的现象特别明显。叶兆言的小说《蜜月阴影》写一个新娘和丈夫蜜月旅行，住到丈夫的前情人家中，莫名其妙地尿床导致了许多变故，后来经过丈夫多方探询，双方吵了一架，又不尿床了，理由是谁也说不清的，这才有神秘感。至于在诗歌中，就更明显，现代派诗歌曾经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原理，叫做“扭断逻辑的脖子”。不懂得这一点，就不可能读懂现代诗歌。

   个案分析：关公为什么不顾一切放走曹操？

   许多作家都在刻意追求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成功者往往是少数。一般的写作书上说，这是因为作家没有抓住人物的个性，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共性上，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如何才能抓住个性呢？这是要进一步追究的问题。其实个性是一个有广泛概括性的概念，可以有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有民族的个性，但这不是人物个性的焦点，人物个性的焦点是情感的个性，亦即情感的独特的逻辑性。

作家要服从人物，主要是服从人物的独特情感。

   这种情感有他独的逻辑性，不但是作家不能任意左右它，就是人物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也不能随便改变它。

鲁迅认为《三国演义》写得最精彩的并不是诸葛亮，因为在鲁迅看来，诸葛亮身上的理性和智慧，是不现实的。在我看来，单单是理智表现得比较强大的地方，在艺术上都不一定是十分成功的。相反，写他理性与情感有矛盾的地方，如挥泪斩马谡，就比七擒孟获要动人多了。中国古典小说中有一系列这样的人物，《水浒》中的吴用是诸葛亮式的智慧的化身，而入云龙公孙胜则是诸葛亮式的神法的化身，这两个人物，尤其是公孙胜，其实是概念化的人物。《说唐》中的神机妙算的徐茂公也是这样的超人，这些人都因没有活人的情感而缺乏生命。

鲁迅虽然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神化诸葛亮不满，但是，他对关云长的形象特别称赞。

这是因为，关云长在理智上不是那么强大，时常感情用事。他的理智时时与感情矛盾，而且经常被感情所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

这一段把关公放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之中。

    在这以前，作者特别交待，诸葛亮不相信关公能够完成俘虏曹操的任务，而关公却主动要求派遣他去，并且立下了军令状。这对关公的理性来说，已经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了，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作者却听任关公的感情选择了违背理性的行动。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关公强大的情感逻辑如何占了上风的过程。本来，从理性逻辑来说，放走了曹操（刘备的主要政治、军事敌手），是不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其后果是危及事业和自身的生命。因为在这以前，他在诸葛亮面前签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是要年脑袋的；而俘虏了曹操则是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肯定能得到升迁和厚赏。然而按关公的情感逻辑，曹操当年俘虏了他，不但不杀他，反而抬举他，还请傀儡皇帝汉献帝封他为“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确于他有厚恩。关公此人十分重视“有恩必报”的原则。曹操很懂得关公的这种感情用事的性格，就提起往事，要关公放曹操过关以报曹操当年的厚恩。

不过关公的情感逻辑是：有恩自然报。但是，只要报过一次，就一笔勾销了。关公提出，当年他已经替曹操斩过袁绍的大将颜良与文丑，解了他白马之围了，今天不能含糊。

   但是曹操顺着关公的情感逻辑进而提出：所有上述一切都已经报答过了，可以一笔勾销：然而关公在出逃之时，过五关斩了曹操六员大将，曹操并没有派人去追赶，这笔恩情关公还没有报答。

这一说打中了关公的要害，关公按自已的情感逻辑思忖，感到自己的确还欠着曹操的一分恩情，只好今天放过曹操的残兵败将求得恩义的平衡了。

    关公的这种行为，并不是没有逻辑，只是不是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的理性逻辑，而是他独特的情感逻辑。这种逻辑明明是违反理性逻辑的，仍然要贯彻到底，哪怕个人、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也要“恩怨分明”以求得“信义素著”之名。如果罗贯中的笔下，关公的“义”的逻辑遇到理性逻辑就不中用了，那么关公的性格就显得软弱而苍白了。关公的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这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情感逻辑一贯到底。

情感逻辑达到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性格就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

    《三国演义》写关公放曹操的一段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按照这种情感逻辑，关公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已，自已违反了自已的本来愿望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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