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形象的悲剧性质

                      ——兼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种英雄形象

                                                  孙绍振

          一、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不能完全解释宋江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给广大观众留下了一个相当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在制作的精良上，可以说是古典名著改编的冠军，收视率高达40％，创造了空前记录；一方面又在一个最主要的人物身上犯了一个在美学上低水平的错误，把这部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中的领袖宋江，表现得极其窝囊、猥琐，使人难以接受，甚至反感。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编导和演员们辛辛苦苦，难道就是为了获得如此煞风景的效果？报刊上已经有了许多解释，在我看来，《羊城晚报·花地》1998年3月16日10版上章明先生的文章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宋江是一个有错误的悲剧的结局。”基于此，他提出：“对宋江应当分析批判，但不能把一念之差铸成不可逆料的大错的悲剧英雄写成奸佞小丑。”

     他暗示，这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怀旧”，说穿了，就是还没有从十年浩劫时期的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投降主义的阴影下走出来。

     在我看来，这里不仅有批林批孔的影子，而且也有与《水浒传》唱对台戏的《荡寇志》的味道。尽管二者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把宋江的形象加以尽情糟蹋方面是一致的。《荡寇志》把宋江写得“假仁假义”，最后死于两个名叫“贾仁”、“贾义”的人之手，和电视剧《水浒传》在刻画宋江在仁义上的虚伪方面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我想电视剧的改编者，在思想上可能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即一百二十回本原著的悲壮投降的结局，只能拿宋江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来解释。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合理的解释。章明先生的文章，非常雄辩地根据充分的史料和《水浒传》中的形象分析提出：这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曾受过招安，黄巢也为招安进行过讨价还价。不受招安，最多也不过是像李逵那样幻想的：“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当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当小宋皇帝”，大不了不过是像朱元璋那样重新建立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专制政权而已，更何况，以梁山当时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幻想。所以受招安不但是宋江的理想，就是连武松等人在上梁山之前，也有过“有朝一日，受了招安，到边廷上拼个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的想法。正是因为这样，受招安不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而且有组织基础。

      为了缓和起义与招安之间的矛盾，原本《水浒传》中提出了民族矛盾，招安的第一件大事不是电视剧中所强调的征讨方腊农民起义军，而是胜利地抗击辽国的入侵。没有这个民族矛盾的缓冲，宋江的个人权威就会动摇，也就无法统领这支队伍去进行那样惨烈的战争。

      很可惜，电视剧的编导可能过分相信金圣叹加进去的晁盖与宋江的不同意见，竟发展到把征辽这个缓冲环节莫名其妙地取消了。这就把宋江写成一个小丑，而且把梁山英雄写成了一群没有头脑的武打机器。

                  二、义的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

       原著反复渲染了对于宋江的个人崇拜，不管是谁，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听宋江的大名，马上“纳头便拜”。这不仅仅是艺术夸张，而且是因为宋江代表着梁山泊英雄的一种社会和人生的理想。从表层来说，他们反抗的是贪官；从深层来说，是反抗一种社会和人生的不平。这种不平的根源在于：第一，政治权等级；第二，社会贫富不均。二者都是法律所保障的。贪官不过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恶化了这种不平而已。

       从消极方面来说，梁山英雄反抗的是贪官；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的理想是铲除不平，达到一种平等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想，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让那些财富多余的人，主动地把钱财奉献出来，这就叫“仗义疏财”；另一种就是具有超人的勇力和智慧的人，主动把力量和智谋奉献出来，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尽不平方太平”。这样就和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有点相近了。

      所有能够这样做的人，都叫做“义士”。

      水泊梁山所建立的，就是一个义的王国。不管是忠义堂还是聚义厅，都是以义为最高原则的。在江湖上，被无条件认同的这种义的原则是与官方所奉行的权力和财产的等级制相抗衡的。“替天行道”大旗下所建立的，就是这种义的理想国。在这种理想王国中，人人在精神上都像兄弟一样平等，但也不是没有等级，不过不是以财产和政治权力来划分，而是以义的程度。在两类义士(仗义疏财的和拔刀相助的)中尤以仗义疏财者占有最高的社会等级。因此，毫无武功的宋江占有了第一把交椅，对于梁山事业毫无贡献的卢俊义占了第二把交椅。这不仅是一种军事等级，而且是一种道德荣誉。它的道德自律远远要超过军事的约束力。

      这个理想国走向毁灭的过程，不是由于外部的压力，而是源于这个平等原则的内在的矛盾。因为在这个义的王国中，享有最高权威的是最主动地仗义疏财的义士，而这样的义士必然是最大的财主。但财主恰恰又是经济上、财产上不平等造成的。这样的思想矛盾就决定了在组织上占据领导阶层的绝对不可能是像解宝、解珍、阮氏兄弟那样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猎户、渔民)，而是像宋江、卢俊义那样的地主阶级的在野派。

      农民起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所能胜任的，向来都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地主阶级的在野派的统一战线。这种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但在思想上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在组织上具有妥协、投降的内在因素。稍有西方文论修养的读者都不难从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封·济金根》(也是写农民起义失败的剧本)的评论中得到解释，恩格斯在那封著名的信中说济金根悲剧的根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改编者如果用武打设计方面所花的百分之一的心思来思考这样关键、这样严肃的问题，我想，就不致在耗资上千万人民币的大制作上弄出这样的致命伤来了。

      这还是从一般农民起义的普遍规律来看问题的，就《水浒传》这个具体作品来看，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在《水浒传》原著中，梁山英雄的投降不是像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那样，在军事上面临败亡，恰恰是在军事上获得节节胜利之时；不是在败亡前夕组织上发生分裂，而是保持了组织上的完整走向投降的。《水浒传》的作者特意安排了他们主动投降的特点，让它套上英雄主义的光环。所有这些深刻的方面，都被电视剧的改编者忽略了，其结果是改编者把宋江肤浅化，不但把一切罪孽都归咎于他，而且把他写成一个猥琐的小丑(为他设计了一种小女人的脚步)。这就太肤浅了。

       不能把历史的功绩归功于个人，同样，不能把历史的挫折归咎于个人，不论是在唯物史观还是文化批评上，这都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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