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形象的悲剧性质

       从根本意义来说，宋江是这个义的平等观、义的道德律、义的社会理想的代表。

        列宁说托尔斯泰所有的观点都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同样，宋江的妥协乃至投降的倾向，正像他领导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宏大气魄一样，也是中国小生产者的起义者精神的模型。如果不是这种矛盾，而是像李逵一样时时处处坚决，倒是令人难以置信了。

        改编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他们缺乏对于人物的历史深度的理解力。

从艺术上来说，这种矛盾正增加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这本来不应该是难题，恰恰是为大手笔的改编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然而，可能是出于对传统历史教科书上对于农民起义的过分美化的教条的迷信，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反复强调过的：农民不但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动的”。如果把他们的反抗的正义性和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反动性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理解宋江上梁山之前反复动摇为什么并不影响他在梁山英雄中的威望，上梁山以后的投降也没有破坏这支武装队伍的团结了。

                 三、义的帮派性和纪律准则

       宋江这个人物之所以重要，不但因为他是梁山英雄平等理想的代表，而且是他们军事、行政的现实的代表。除了宋江、卢俊义、柴进等人，绝大多数山英雄都不是仗义疏财的英雄，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后者的道德荣誉感，除了它积极的一面，还有它消极的、自发的、盲目的、破坏社会文明秩序的一面。

       不少观众和读者都十分欣赏李逵式的革命的彻底性。但是李逵式的彻底性，如果再加上武松、石秀、孙二娘等人的义的盲目性，危险的人身残害就会对社会文明产生颠覆性的作用。武松醉打蒋门神是痛快的，是大义凛然的义士，但是他所支持的施恩和蒋门神在本质上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他最先碰到的不是施恩，而是蒋门神，则倒在他拳头底下的，就可能不是蒋门神，而是施恩了。

        有良好艺术感受力的读者谅必不会忽略，《水浒传》的定稿者，每逢写到李逵，并不是像对宋江那样烘托其正剧的崇高风格；相反，他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喜剧性的调侃。他任性而天真，他常常自作聪明造成弄巧成拙的荒谬的结果。这对于他的个性来说是美妙的，然而对于一支起义队伍来说，如果不加制止，却是具有毁灭性的。他第一次见宋江借钱去赌输了，抢张顺的鱼，此后劫法场乱杀人，不问情由就砍倒梁山的杏黄旗，都是一种任性的表现。这种任性与梁山的军事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不相容的，如果不加制约，只能导致梁山事业的崩溃。所以，李逵总是在宋江的眼皮底下任性。与李逵的荒谬性的结果相对应的是宋江理性的目光，这种目光是批判性的，同时又是充满人情味的。这一点与夏志清先生在评论《三国演义》时指出的关公老是在诸葛亮更为睿智的审视之下极其相似。

       这不仅是一种思想的深度，而且是艺术的奥秘所在。同样是喜剧性人物的还有鲁智深。他大闹五台山的喜剧性，不但在于他对于佛门清规戒律的冲击，而且在于上有方丈的睿智眼光，下有金老的无可奈何。这双重的目光，使得鲁智深的喜剧性变得丰富。在鲁智深上梁山以后，失去了这两方面的目光的交织，鲁智深的喜剧性就丧失了。而李逵的性格，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发展，就是因为每逢有所冲突，常有宋江理智的目光代表读者在审视着他鲁莽的行为。

         没有宋江人格权威作为理性规范，没有宋江的绝对权威下的纪律约束，英雄们在上梁山以后的打家劫舍与土匪、强盗是很难有根本区别的。没有宋江宽容的理解和批判性目光，李逵性格的喜剧性是不可能发出如此的光彩的。

       从纯艺术上来说，即使宋江政治上是一个“投降派”的代表，也不能成为在艺术上丑化他的形象的充分理由。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一个政治上的“反面人物”，决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猥琐的家伙。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属于实用理性评价，只能说明善与恶的区别，但是善与恶属于道德理性，它与审美价值既有统一的一面，同时又有错位的一面。政治上、道德上的恶，并不等于审美的丑。当实用理性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时候，作者是容易把握的；但是仅仅这样，文章就比较好做，也就很难显示出作者的才华。在更为广阔的想像空间里，对两种价值的错位关系(既非统一，又非分裂)的把握，就是对作家才华和创造力的考验了。

        电视剧的编导，在美学上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这种错误之所以不可原谅，是因为犯得很低级，大大地落后于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乃至电视文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导演的肤浅比之编剧、演员更为触目惊心，居然为宋江设计了女人式的小碎步，在外部动作上把一个深刻的历史悲剧英雄丑化为一个精神上的武大郎，其艺术上的幼稚达到如此的程度，真是令人扼腕。

       改编者把政治的实用价值凌驾于艺术的审美价值之上的逻辑推行得很彻底：因为宋江是投降的罪魁祸首，所以他的形象就是猥琐的。这种简陋的类似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准则，是曾经导致我国几十年的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公式化、概念化的顽症。对这种理论，我们已经从各方面清算了十几年，“反面人物”已经不像南霸天、胡汉三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但是从电视剧《水浒传》来看，其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在这样严肃的古典名著改编中居然出现了美学上如此幼稚可笑的错误，实在令人深思。在创作中简单地把所谓的“反面人物”当作丑恶的符号，无异于艺术上的作茧自缚。

                   四、四种不同的古典英雄

       二元对立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框框；但是在框框之中，既可以有对立的关系，也可以有从属的关系，更可以有错位的关系。对于错位关系的忽略，在思想方法上是对我们的严酷束缚。

       对于艺术家来说，任何人物，首先不是正面还是反面的对立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情绪互相作用网络式的错位的问题。即使有什么绝对的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感觉、情感、思绪也不一定是针锋相对的，除了绝对对立的一面以外，还有相互包容的一面。他和正面人物的意志、才智、想像、爱情的幻想以及他独特的行为逻辑是千头万绪地纠缠在一起的，是一个复合的整体。一句话，他的心灵也应该有立体空间，这种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相分裂的，而是互相错位、互相渗透的。如果单纯用政治上的反动和进步来划分人物，就意味着人物的关系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对立，结果就不能不导致人物心灵的平面化、单线化。持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作家，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才智实行自我蒙蔽和扼杀。

        想一想《三国演义》吧。从阶级分析来说，刘备、曹操、孙权都是军阀，刘备和曹操还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可是在《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中，特别是曹操，并不是一个精神上的空壳。曹操虽然有政治上乃至品质上的污点，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在他的可爱之处中，有他的可恨之处。他的政治野心和他的军事才干，他的爱才和他的妒才，他的凶残和他的韬略结合得水乳jiao融。在复合的情感世界方面，他和宋江同样是立体的。他的凶残、卑劣一面是超过宋江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并没有把他丑化、矮化，相反，有时也给他以性格上的某种光辉。

        曹操仍然是个英雄，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英雄，多少年来被称之为“奸雄”。同样，刘备和孙权这两个军阀，则分别被称为“枭雄”和“英雄”。光是在《三国演义》中，就有了三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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