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评事论人抽空了特定的时空，即论“话语”离开了“语境”，就会如同说梦。近年来颇有些议论鲁迅和同时代人如林语堂、梁实秋等人恩怨的文章，也没有遗漏徐志摩。论者以为林语堂在救亡事亟之际提倡幽默，鼓吹闲适；梁实秋不仅彼此文学价值观有分歧，且诬鲁迅为“拿卢布”，反目抨击之犹有可说，徐志摩做他的诗，又不提倡什么文学主张，鲁迅先作《我的失恋》以挖苦之，又作《音乐？》以讥刺其神秘主义，近于找碴寻衅。总之，归结为一条老谳词：鲁迅气量狭窄，喜欢骂人，偏执。
进一步追究鲁迅之所以嫉恨这些人，尤其提到不爱徐志摩，则据说是因为他属于“新月派”（这容或不无关系）；而究其极，则据说“新月派”中人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都是欧美留学生，鲁迅是留日的，故而有派系成见云云。
派系之间的门户之见，按常情容或有之。但鲁迅早期和齐寿山关系不错，切磋译述《小约翰》等书，而齐是留德的；晚年与黎烈文关系不错，黎是留法的；晚一辈如徐诗荃，陈学昭，也是留德留法。可见鲁迅因留日而排斥欧美留学生之说站不住脚。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更为可笑。说“现代派”的陈西滢曾说：鲁迅批评人时，先在镜子里照照自己。论者说这话“很歹毒，也是直刺要害的”。因而鲁迅记恨陈西滢一辈子，连类而憎恶“新月派”人，云云。所谓“批评人时先在镜子中照自己”之说，不过是拾前人说赵子昂画马先自己伏地作马状的牙慧，弱智之至！怎么能“直刺要害”？这是比弱智更弱智的议论。
鲁迅之不喜欢徐志摩，要从徐志摩在当时的环境中所表现的种种来理解和感知。
徐志摩当然是个才子，一身又充满着罗曼史，连他的死也是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当时也极罕见，有点罗曼谛克。他的诗当时有很多人喜欢，现在也是。但他所歌唱的也无非是爱情呀，悲哀呀，我爱女人女人不爱我呀，等等，与北洋军阀和以后蒋介石统治下的苦难现实毫不相干。这种情调怎么能使心系民族命运、关怀生民疾苦的鲁迅爱得起来？对徐志摩只即兴来了点并非咬牙切齿的轻度的讽刺，并未大张挞伐，其否定的程度还较对曾是老友的林语堂差得远，丝毫也不过分。
上世纪30年代前叶，我刚接触文学，只知道诗就是诗，至多只能从理论上知道文学和社会和时代的关系，却没有因环境的刺激而生发的实感。读过徐志摩的诗，也读过鲁迅对徐志摩的讽刺文章，只觉得这只是鲁迅对文学的选择态度，爱某种作品或不爱某种作品的口味的表态而已。直到抗战开始，读了当时颇为风靡的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后，面对着抗日救亡的现实，便从心底里厌恶这种沉湎于个人梦幻的情调，觉得是在扯时代之淡。而当时正有不少中学生感情的读者沉迷于何其芳的这类东西，这些玩艺无疑会腐蚀民族解放战争的斗志。记得当时诗人艾青曾在《文艺阵地》上写过一篇评何其芳的文章，大意是说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是“大观园中小主人的感情趣味”，与时代精神背驰。读了深有同感，并由此而领悟鲁迅之不爱徐志摩，绝非单纯的对某种作品的爱憎，而是立足于民族命运和历史责任感的方向性的理性取舍。现实的感受促使我和鲁迅的心情相通了。
文学，当然不能清一色，人人都唱一个调子，容许作家诉述一己的悲欢，甚至画自己的梦。但文学也是道德的事业，中国作家应当有中国人做人的道德，批评家当然也是。那么，鲁迅的不爱徐志摩，在那个语境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应该为有良知者所赞同的。什么门户之见，派系之见，都是扯淡。说鲁迅气量狭窄，偏执，适露评论家的无是非，无执着，或曰市侩性。当然，这种讥薄鲁迅的论调30年代早已盛行，当今的评论家也只是拾其唾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