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诗人悲怆地呐喊：
“做一个中国人，比做一个文艺家更重要！”
“自由若为我辈之权力；则争自由即为我辈之义务！”
于是，一位浪漫派的抒情诗人，听凭祖国的命令而成为民主的斗士。
闻一多，他是中国的裴多菲！
相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爱诗般爱国的诗人，都有着诗人的大诗心。
那样一种大诗心，它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诗与酒；也不仅仅是诗与美。
国之不国，相对于他们，那酒是苦的，那美是假的。
台湾有一位诗人叫羊令野，他写过一首咏叹红叶的诗：
我是裸着脉落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着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闻一多，1946年的中国之一片红叶，一片“捧着一掌血”的红叶；闻一多，1946年的中国，一支迎着罡风奋不顾身地点燃了自己的红烛，一支由血红的诗心变就的红烛……
他卧着自己的血，归于他“最初萌芽的土地”……
在世界的近代史上，他是唯一被数颗子弹从背后卑鄙地射杀的诗人……
在社会各届祭悼他的活动中，“民盟”创始人张澜亦遭特务殴打，头部血流如注……
史事如烟，尘埃落定。
香港已回归；澳门已回归；台湾不归，更待何时呢？
台湾回归之日，诗人之魂，可大安矣。
那时，在寂静的夜晚，当我们仰望太空，当能肃然地聆听到诗人那欣慰的声音，于天上宫阙朗朗地吟他的又一篇诗作吧？
诗人呀，虽然我们想到你，首先想到的是你的死，其后才是你的诗——却也正因为这样，你的诗浸着和红烛一样红的血色，浸透了文学的史，文艺的史，染红了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的一个新国家的生命史！
是的，它的生命中，有你的生命不朽的存在。
闻一多，这个名字本身具有着高于一切诗的诗性。
这是我们怀念他的永远的理由。
写于七月二日（编辑 阮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