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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怀哲的『巴赫论』与『德法两国管风琴的制造与演奏风琴的技巧』,
4.音乐家眼中的巴赫
『巴赫传』出版的当时，正逢音乐界拥护他们心目中的华格纳与拥戴巴赫、莫扎特的纯粹音乐而不时分庭抗立着。后一派认为只有不以诗画为目标的意境音乐，才配称为纯粹的音乐。巴赫的作品能使每一美妙音句达到完善的境界。因其完整性，所以逐渐受到赏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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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归功于巴赫协会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出版的巴赫作品全集以及门德尔颂（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1809-1847）将停摆一百年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作品再一次公诸于世。史怀哲本身并不是站在维护纯粹音乐神圣传统的这个角度看巴赫，而是把巴赫当作一位音乐中的诗人与画家看待。史怀者评论巴赫的音乐说：「这是画家的音乐。」按照他的说法，艺术并非由使用的材料来区别为诗、画与音乐，材料只能被列为第二义（野村实，140-141）。
史怀哲除了将巴赫当作一位音乐中的诗人与画家看待外，还将贝多芬、华格纳、白辽士、舒伯特等人作了这样的比较：「贝多芬与华格纳属于诗人音乐家；而巴赫、白辽士、舒伯特则更是音乐画家。」（A.Schweitzer, 1990：394）
若要区分艺术家的特质，可很简单的分为两种型态；一种是主观的艺术家，另一种是客观的艺术家。主观的艺术家，其艺术是展现在个性之中；作者与自己诞生的时代毫无关系，自己本身就是法则，以此法则与时代对立，重新造出表现自己的思想形式。理查德．华格纳就是属于这种型态的人；而巴赫是属于客观的艺术家，他是活在时代中，以时代所供给他的形式与思想来制造艺术。这种客观的艺术家，并不是「非个性」，而是超个性。这类艺术家是以前所有一切物质转为独自的完全形式，再度表现其决定的冲动而已。他不是活在自己里面，而是活在时代的精神里。在德国哲学界里也只有康德一人能与巴赫同较量的，因为康德的作品也是非个性的（A.Schweitzer, 1990：1-3）。
巴赫是浪漫乐派时代的鼻祖。但是浪漫（Romantic）运动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巴赫时，只有门德尔颂及他的许多同辈，视十六世纪的弥撒曲、诗篇曲、经文歌为唯一真实的教会音乐；这个观点的负面意义，是教会音乐的自我设限。在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mis）与华格纳在1848年重作帕勒斯替那（G.P.Palestrina, 1525-1594）的圣母哀悼曲（Stabat Mater）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影子。当然这又与连接浪漫时期的天主教倾向有关，虽然它同时涉及新教与天主教。
史怀哲以尊敬巴赫的态度来尊敬华格纳；而华格纳又是巴赫的崇拜者，华格纳曾说道：『巴赫的音乐真是所有音乐中，极惊异的奇迹。』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且华格纳在「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中猛烈地用适合他天性嗜好的巴赫风格。全然轻视他的时代错误，他引介巴赫代替十六世纪复音音乐。如此做他得到个人化的语言。在模仿上没有放弃一点他的个性。而布拉姆斯从巴赫得到他最好的教训，而没有泄漏事实。
舒曼把巴赫称为：「音乐史上的耶稣」；同时门德尔颂也将被埋藏一百多年的巴赫音乐透露曙光；再加上本世纪中巴赫音乐最伟大的三位音乐信徒：大提琴的泰斗卡尔萨斯（Pablo Casals, 1876-1973）、大键琴的复兴者兰多夫斯卡（Wanda Landowska, 1879-1959）以及最能表现宗教精神的管风琴史怀哲；这五人使巴赫的音乐福音得以弥漫人间，获得了应有的历史性的公认地位。
史怀哲在探讨巴赫的同时，正值音乐界在重新恢复古代音乐的第一个时期。连舒伯特到生命的尽头也似乎感到要增强其自己的风格，需要以巴赫时代严格的艺术方法。到了门德尔颂，巴赫才得到浪漫时期的敬意-「哥德式」的音乐大师。另外当贝多芬从青年时期发展到壮年时期，代替海登的人就是巴赫。罗西尼：「如果说贝多芬是人类中的巨人，那么巴赫便是上帝所创造的奇迹。」在这一连串的奇迹与争论中，巴赫式的热情在德国与英国兴起，巴赫得到英国人对卫斯礼（Samuel Wesley,1810-1876）更大的钦慕。卫斯礼在1808年写给Benjamin Jacoh 信中说道：『巴赫的作品是“音乐的圣经”，不可达到，且不可模仿。』透过卫斯礼的称赞，巴赫不再是学究的、教诲式的，而是纯粹的艺术家。但对浪漫乐派而言，巴赫事实上是危险的传承。它是每一体的两极；但是它们必须采取最好的一面；只有少数-华格纳、布拉姆斯、法朗克（C?ar Frank, 1822-1890）把它的风格完全成功地融入浪漫乐派成语中。 我想『巴赫论』之所以被全世界研究巴赫的音乐学者公认为经典著作的主要原因，与其它巴赫传记比较归纳如下：一、除了一般巴赫传记应有的生平事迹简介以外，该书将近快一半的篇幅用来介绍各层面乐器（包括巴赫一生所有三大时期圣、俗乐）之作品简介。二、将巴赫的音乐以诗、画即“音画”、“描绘音乐”做为「音乐美学」（die musikalischen Asthetik）来解释，并将贝多芬、舒伯特、白辽士、华格纳这些音乐家的诗琴画意（das Malerische）与巴赫做出相当水准的比较。三、将巴赫的音乐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清唱剧（Die Kantaten）、圣咏曲（Das Choral）、弥撒曲、马太受难曲、圣诞神剧等作品作出相当详细的分析。四、史怀哲的巴赫批注，对当时的浪漫乐派是一大冲击，毕竟当时的音乐界在声音的关系上正带动肥大且不抽象的音乐中；换句话说，只有在浪漫主义不存时，真正的抽象音乐才存在（Alfred Einstein,7）。其实这样的归纳还不足于显示『巴赫论』一书的重要，那么魏多先生在1907年该书前言里所说的：「巴赫是最伟大的传教士。」这一句话，正说明我们更应该来翻阅能让灵里感动的『巴赫论』。
三、关于『德法两国管风琴的制造与演奏风琴的技巧』
1.『巴赫论』续集
前文谈过史怀哲小时候受外祖父的耳目渲染，产生对管风琴和管风琴制作有极大的兴趣。所以从年少时代就了解乐器的内部构造；他无论到任何城市，一定先看看当地的管风琴。当时不论哪一位音乐家多少也是乐器制造者，而乐器制造者多少也是音乐家。巴赫与史怀哲对上述两样都很精通。
有一个小故事可表达出史怀哲对管风琴的热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史怀哲夫妇是德国公民。致使法国人逮捕他们，送往法国加瑞松（Garaison）和圣瑞米（St.Remy）二处集中营囚禁，后来因为互换俘虏得以返德。战后史怀哲来到荷兰楚特芬作圣诞布道，圣诞节是星期六，他在星期一到达。可是整周始终见不到这位大人物，最后终于在教堂的阁楼里，找到汗流浃背、满身尘土，正在清理管风琴管子的史怀哲（陈五福、约翰．根室，164）。
史怀哲之所以准备撰写讨论风琴的文章，完全是出版『巴赫传』所引起的；同时他也为了要证实，古时的管风琴音色比现代新管风琴较为温柔盈满所作的研究。这本书于一九○六年由莱比锡Breitkopf & Hartel出版公司出版，共计五十一页（该文原载「音乐」杂志（Die Musik）一九○六年第十三、十四两期；该书于一九二七年出版，第二版并附有历史增篇）。
『德法两国管风琴的制造与演奏风琴的技巧』（Deutsche und franzosische Orgelbaukunst und Orgelkunst）一书中提到：「世界上最好的管风琴，约在一八五○年至一八八○年之间制造的。自一八五○年起约三十年间，管风琴制造者中最卓越的，首推德国的席伯尔曼家族（Silbermann）以艺术家般制作风琴而闻名。该家族在巴赫时代已是响叮当的招牌，其中以斯特拉斯堡的Andreas Silbermann（1678-1734）与弗莱堡的Gottfried Silbermann（1683-1753）两兄弟所建造的乐器最获人们肯定。他们强调对音值的重视胜过音量与琴的种类。」当时的管风琴制造者大部分是艺术家（例如1：Aristide Cavaill?Coll所制造的巴黎圣苏尔比斯（St.Sulpice）与圣母院教堂（Notre Dame）管风琴制造者；他已在一八九九年去世；他经常在每星期日的弥撒中弹奏。他最得意的一句格言：「一架风琴的风笛之间的距离，如果大得能容纳一个人绕着每个风笛走来走去，那么它的声音才是最悦耳的声音。」例如2：德国北部管风琴建筑家Friedrich Ladegast；例如3：德国南部的Walcker家族），均能运用工艺技术上的成就。不像十九世纪末，管风琴制造师成了工厂商人。当然这是时代趋势所逼（与当时的工业革命有关），如果不愿意走这条路的人，便会遭致覆灭，甚至破产。
从此人们只在乎价钱的低廉、是否具备变换音栓辅助装置，而忘记管风琴是否有一种良好的声音。他们患了一种不可置信的盲目症，将他们的风琴中仍究是美丽的部分拆掉，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修好，反而以现在工厂的产品来代替它们。因为现代的管风琴制造业都是靠工厂大规模制造，商业利益与艺术目标互相抵触。经过精工细腻制造而成为真正艺术化的管风琴，往往比那种垄断市场由工厂出品的管风琴造价要贵上百分之三十。因此，管风琴制造师想要制造出完美的琴，就如同投掷冒险的赌注。实际上很少教堂里长执们会相信，拿足够买一架五十支音栓的钱，而去买四十支音栓的做法是对的。但总有一天，琴师需要真正完美而艺术性的风琴时，自然会迫使管风琴制造者放弃工厂生产，只是不晓得这一天何时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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