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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分歧,
自１９５３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
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１９５５
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
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
中共领导层。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
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
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
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
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
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人们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１９５６年。从
这年１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
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用
“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
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
央政治局提出了《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农业四十条》要求，到１
９６７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１９５５年的预计数３６５
２亿斤、３００７万担增加到１００００亿斤、１００００万担。
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８．８％、１０．５％的速度递增。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
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１９５５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
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
济的远景计划。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
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
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如人意。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计
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２
周恩来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表达了对盲目冒进的担心。
１９５６年２月８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２４次全体会议，
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
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
实事求是。
会上，他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
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
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
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
险。”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
了几句话：“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１２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
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
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从２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２月１０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
提出的对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
１９５６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但是，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
的事情，而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
议为“２月促‘退’会议”。
３月２５日国务院下达了压缩后的《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计
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４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
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
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鉴于４月上旬以来国
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１９５６年国
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１９５６年、１
９５７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
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
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
躁冒进情绪。
４月２５日至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
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
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
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
这样做。
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
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
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它的一些困难。”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坚持己见。会后，周恩来继续利
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
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
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４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１９５
６年的基建预算２０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
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
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
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
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
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
来几乎是没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
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
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志何以
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还没等周恩来说服
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
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３
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１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
国务院第２８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
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
度：“反保守、右倾从去年８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
反下去了”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
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
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１９５５年国家决算
和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按５％的比例削减国家
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１４７亿元削减到１４０亿元。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
６月１０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
《关于１９５５年国家决算和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
稿)》，并批准了４日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６月１２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３０次全体会
议，在讨论通过《１９５５年国家决算(草案)和１９５６年国
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
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目的在于，
“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
周恩来的发言，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但他的针
对性，他的矛头所向，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说：“从去年反保守
到现在，注意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
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
年１２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
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
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求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
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
《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
报》社论形式于６月２０日发表。
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
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时的方针和发布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
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
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
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
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
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种坦诚地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
等人的正确主张。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
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
毛泽东不能同意的，这一点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社论初稿送给
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字中所隐含的不悦，
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
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为表明他对这篇社论的强烈不满，他在
摘要上指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
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
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真是“一针见血”。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终究是基于
实事求是的考虑，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
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
时忍耐。
４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１９５６年下半年起，
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助反冒进的成果，１９５６年７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
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
划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
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议草案时，注意到了“多、
快、好、时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
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记“好”和“时的实际情况，
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
删除。这是周恩来在反冒进中最为勇敢和极具挑战精神的行动之
一。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
不快。毛泽东欣赏的就是“多、快、好、时，他的基本思路是要
“促进”；而这一时期周恩来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
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
泽东对反冒进和主张“促退”的人的不满，搁置在了心中。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７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１６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
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报告中，周恩来从在执行“一五”计划中的经验教训又一
次谈到了盲目冒进所带来的危害。他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
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
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这次大会的成果是可喜的，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做出了党和国家的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
决策，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
议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