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莫卡奇（左）、甘多尔（中）、色雷尼
曾几何时，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诵。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匈牙利这个遥远的国度也因了《我愿意是急流……》等优美的诗篇而显得格外亲切。但近几年来，由于特殊原因，我们似乎较难听到来自匈牙利文坛的声音了。裴多菲的故乡，作家们的景况如何？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刚好，三位匈牙利作家近日来到了初冬的北京。于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刘宪平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坐在了匈牙利朋友面前，和他们谈起了文学……
这三位匈牙利作家是：匈牙利作协主席、文学史家波莫卡奇·劳拉，匈牙利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家色雷尼·拉斯洛，罗马尼亚籍匈牙利人、《特兰西尔瓦尼亚匈牙利月刊》主编甘多尔·劳尤什。
作家要代表贫困阶层发言
记者：“东欧”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据我所知，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已有许多作家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米兰·昆德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不知匈牙利作家对此有何看法？
波莫卡奇：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属于“东欧”。从公元1000年伊斯特万大公建立匈牙利起，匈牙利人就把自己融入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中，也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属于西方文明。我们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家在宗教信仰上也有所不同。他们基本上都信奉东正教。中世纪，世界上“东方”的概念实际上便是匈牙利以东部分。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人们认为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属于“中欧”，而这些国家的文明属于“中欧文明”，这既区别于东欧，也不同于西欧。1945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被强行拉入“东欧集团”。即便在那时，我们也一直努力维护着我们作为中欧国家的特性。
记者：在世界许多国家，市场经济严重冲击着文化和文学，我个人认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转型时期，匈牙利作家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创作心态的？
波莫卡奇：我们也认为文学创作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仅有很少一部分人对文学阅读感兴趣。而此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阅读一直是人们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和消遣方式。另外，匈牙利文学的特性在1990年之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以前，它在社会中实际上扮演了反对者的角色。而1990年以后，匈牙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迫从公众生活中退下来，转向艺术、转向纯文学。加之现在电视、多媒体等一些可视文化把相当一部分公众的注意力从文学中吸引走了，整个纯文学处于一种危机当中。原东欧所有国家都存在这种状况。我们匈牙利作协的战略目标是：不能消极地接受目前这种状况，而要尝试恢复文学原先所拥有的地位。这并不是要让文学更多地介入政治，因为政治并非文学的使命。但我们同样不能放弃文学在倡导伦理道德、参与国家命运、讨论和分析全球化趋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应起的作用。在匈牙利历史上曾出现这种特殊时刻：独立的国家消失了，但独立的文学依然存在。我们不能放弃自己所要做的工作。
我们要代表匈牙利社会的贫困阶层发言。目前，这一贫困阶层的人数占据匈牙利总人口的2／3。我们要倡导道德化的生活，因为目前匈牙利某些“精英”所倡导的生活实际上是违背道德的、堕落的生活。文学在中欧还是有其战略作用的，这显然和在西欧不同。
如何重新评价裴多菲
记者：1990年后，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国的作家都有过对本国文学、本国作家重新审视、重新评价的过程。不知匈牙利情况如何？比如，你们现在如何评价裴多菲。
色雷尼：在重新评价裴多菲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政治因素。至少，这一重新审视、重新评价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从1990年后开始的。50年代，评论家们过于强调裴多菲的重要性，裴多菲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宣传工具。而从70年代kai始，已经能听到重新评价裴多菲的声音了。到了80年代，裴多菲的形象已基本上接近真实本身了。70年代，雷沃伊·约瑟夫和霍尔马特等评论家曾就“是否该把裴多菲看做共产主义者”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不能把裴多菲的观点简单化为任何一种政治观点。在此期间，有不少有关裴多菲的论文问世，其中有些把裴多菲和他同时代的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联系在一起研究。匈牙利国内还出版过一套裴多菲手册，其中包括对裴多菲的评价和三卷本裴多菲文献资料。这些使得人们能够更多、更好地了解裴多菲，从而摆正他在时代中的位置，使人们理解为什么他会在匈牙利，乃至全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裴多菲所有作品均已被译成了中文。但究竟他作品的力量和政治能量在哪里，他为什么能穿越世纪，我们知道得并不多。事实上，人们往往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对秘密本身反而知道得越少。诗人应该有尽可能多的秘密留在世上。过去，裴多菲对于我们一直是一面旗帜，而现们的旗帜上什么人的名字也没有，也没有这个必要。
记者：你们如何看待五六十年代的文学？
波莫卡奇：我们根本没把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当做“革命文学”。那时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家在公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从事着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记者：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构想越来越成为现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一种趋势。在此情形下，匈牙利文学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性的？
波莫卡奇：歌德最初提出的“世界文学”实际上主要指欧洲文学。现在“世界文学”的概念大大扩大了，它包括拉美文学、亚洲文学，自然包括了中国文学、印度文学等等。我并不认为各种文学能够互相交融，因为每种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民族特色和历史背景。而且我认为互相交融也不是件好事情。不错，目前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变得越来越统一了，但这种统一主要体现于市场经济等领域。我认为民族文化的特性还是能保留的，因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倘若民族特性消失了，那么自己的文化也就消失了。
色雷尼：从另一角度来说，我并不认为匈牙利文学面临一个保护自己特性的任务，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保持自己的特性。丰富多彩正是世界的美妙所在。倘若大家都一模一样，毫无差别，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蚂蚁的世界了。我们不想生活在蚂蚁的世界。
记者：我听说东欧许多国家的作家协会由于经济困扰都陷入半瘫痪或瘫痪状态，不知匈牙利作协情况如何？
波莫卡奇：匈牙利作家协会成立于1945年，目前有1000来名会员，他们中的1／3实际上是在匈牙利境外生活的，比如在乌克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作协总部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紧挨着中国使馆。我们时常同中国使馆的朋友见面。目前，匈牙利作协也面临着经济困境。以前，我们靠政府拨款，但现在政府只给我们一些补贴，这些补贴只够我们应付2／3的开支，另外的经费我们还得想方设法去向银行家、企业家、公司老板乞讨。尽管如此，年轻人要求加入作协的还是很多。
中国人实际上很开放
记者：请问你们对中国印象如何？对中国作家印象如何？
波莫卡奇：我1991年曾访问过中国，这是我第二次访华，所以我可以进行比较。在这9年中，中国所发生的如此巨大的变化实在令我惊讶不已。城市完全现代化了，人们的穿着更漂亮了。我们去了上海和深圳，城市生活的动态和节奏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且我们发现中国人实际上很开放。过去我们曾认为中国人很保守，不愿同外国人接触，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从中国作家身上，我们也同样感到了这一点。我们感到他们并不是把我们当做官方代表团，而是当做人、当做朋友来交往的。我觉得这对中国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全球对中国的评价，关系到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形象。
甘多尔：过去，我们无论在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方面对中国都有不少偏见。自从来到这里后，我意识到中国很美，而且还会建设得更美。有两件事让我特别惊讶。第一，这儿文学读者这么多。
在深圳，我们参观过一个区图书馆，里面座无虚席。第二，人们读书的热情这么高。我们去过一个书市，有许多人刚刚买了书，便坐在那里读了起来。在我们那里，这种情形是极为罕见的。
色雷尼：我也想说几句。我发现在中国传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刚抵达北京，我们就去参观了中国文学馆，一座很漂亮、很现代化的文学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甚至还看到了作家的书房和烟斗。（色雷尼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就一直抽着烟斗）这么漂亮的文学馆，在其他国家我还从没见过。在中国访问期间，我们发现裴多菲的名字就像“芝麻开门”之类的口令那么灵，能一下子将我们同中国朋友的距离拉近。
记者：非常感谢！希望三位以后有机会再来中国访问。
（本次采访承蒙外交部东欧中亚司吴万良先生担任翻译，特此致谢）
《环球时报》 (2000年12月01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