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而诚，然后能忠。能忠矣，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国家天下。”[23]然而，不管自己如何的“忠”和“诚”，如何想把自己的东西推及他人和行施天下，却有一个必要的限度不能突破，那就是自己不欲不求的事物，不能推介施诸别人，这就是“恕”的原则。“如心曰恕。”（《周礼·大司徒疏》）用孔子自己的话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用《中庸》的话讲，就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惟有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才能由己推人，得人之心。所以后人多解释“恕”为“恕以及人”[24]、“推己之谓恕”（《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这个“恕”，也被后人理解为“忠恕”之道的“消极方面”（蔡元培）或“否定方面”（冯友兰）。所谓消极或否定的方面，就是要有所不为，亦即对个人理想追求的积极实现，只能建立在人们共同欲求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所欲为，横加干预别人。
实际上，“忠”就是“恕”，“恕”就是“忠”。从广义上看，己之所欲，也包括欲不要自己不欲的东西；而己之不欲，也包括不欲要己所不欲的东西。因此，“忠”与“恕”是一体两面，或者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所以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时候，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在这里，“恕”就包含“忠”。由此看来，自己所欲所求的东西，主动施诸别人是“仁”；自己不欲不求的东西，强行施诸别人就是“不仁”。因此，孟子说：“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进而言之，践行“忠恕”之道即为“仁”，否则就为“不仁”。所以孟子记载孔子的话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真正品德高尚的人，正是能将“忠”和“恕”合二为一，以己度人，由己推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圣人”也是人，关键是：“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荀子·非相》）所以钟泰说：“抑忠则未有不恕，恕亦未有不忠者。忠者尽己，恕者推己。己之不尽，何有于推。苟不能推，又何所尽？故忠恕多并言，或单言恕，而忠即在其中，单言忠，而恕即在其中。不得歧而二之也。”[25]
“自处而不为利欲所支配，而念念不苟，是‘忠’；处人则视人如己，不侵人以私利，是‘恕’。如此锻炼意志，即是达到‘仁’之境界。”[26] “忠”与“恕”的区别在于，“忠”更倾向于主观的个人情感意志，而“恕”更倾向于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仁之成就，始于主观之情感，终于客观之行动。全部之社会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视之，实为表现行仁之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复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27]
三、“中庸”之道
“仁”之道经由“忠恕”之道下滑落实于人伦日用之中，但“忠恕”之道毕竟仅仅是行“仁”之方法，未必能确保得“仁”之实。因为，作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和作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始终强调的是，以己之所欲或己之不欲来衡量他人之欲与不欲，亦即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28]难免有个人中心主义的色彩。而问题在于，己之所欲未必是人之所欲，己之所不欲未必是人之所不欲。如果己之欲与人之欲并不一致，甚至是对立，则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碰撞冲突，导致纷争混乱。因此，还必须寻找一个有效保证“仁”德实现的道德伦理约束机制。在孔子那里，这个机制就是“中庸”之道。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过”与“不及”之间有个适当的界限。孔子以直尺为喻，把这个界限称为“中”。直尺的两端，就是极端，就是“过”或“不及”。防止极端，就要平衡两端而取其中：“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孔子很赞赏尧命舜时所说的“允执其中”（《尧曰》）。他强调，人不应固执己见和偏走极端，而是应适中适当适度适可而止而行。偏离“中”，就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或错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29]所以，他坚决杜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等四种自以为是、固执偏见的现象，也认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他赞赏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雍也》）实际上，孔子本人也正是给人留下一个执中适中的印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庸也者，用也。”（《庄子·齐物论》）“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荀子·不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中庸》）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易传·乾文言》）“庸”就是用，就是人们生活中所常行常用。孔子的“中庸”，就是人伦日用之中要用中行中，不可走极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就是要求学思结合而取其中，不可偏废。孔子教育点拨学生，也采用执中适中的方法：“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在待人接物上，孔子主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在审美判断上，孔子主张“乐而不yin，哀而不伤”（《八佾》）。即使对待“不仁”的人，孔子也认为不能嫉恨其人过度：“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
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一种德行至高的境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孔门高足子贡也很难达至“中庸”之境界：“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公冶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中庸”简易可行，但人们在人伦日用中的各种欲望和诉求，并不总是相同。人各有志，所思所行不同，若不能执中用中，而是各行其是，就会导致矛盾冲突。孔子认为，人们应该“依于仁”（《述而》），同时也应“立于礼”（《泰伯》）。“依于仁”和“立于礼”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为若自居“仁”德而不知适中行中，而是骄横肆意，则会出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的现象。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尧问》）。为什么要知礼学礼立于礼呢？因为礼是行为规范的节文，是一种取中用中的尺度。所以孔门高足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用“礼”行“礼”以“和”为贵，就是以维持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和平和气和谐为贵为先为重。保持人们的和平相处，践行“仁”德，行“忠恕”之道，就要“中庸”。因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这里，孔子不是简单地强调“复礼”，而是强调以礼约束节制自己，使自己不走极端，从而保证社会和气和平和谐，使“天下归仁”。
“中庸”求“和”，并不是凡事求得一团和气，凡人皆做“和事佬”。因为执“中”需要“叩其两端”才能得到，所以也需要“权”：“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权”既有权衡的意思，也有权变、变通的意思。固守执中而不知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或遇事即畏缩退让，也是一种极端。实际上，孔子最痛恨的恰恰就是“和事佬”，把那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称谓“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阳货》）所以在执中的同时，该坚持原则的就不能妥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而该加以变通的就不能固守：“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颜渊》）对这点，孟子有很好的发挥：“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下》）
“中庸”表现在人事上面，就是以整全观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对不同情况采取适中匀和的态度，兼容并蓄，冲突而融合，不走极端，不以强凌弱，争取各方面各人等利益的最大化。它可以避免专断横暴，避免价值崩溃和社会分裂，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保证人们之间的宽容和自由。这是一种集个人生存（立己）和社会生存（处人）于一体的大智慧。“不为诡激之行，中也；不为功利立教，中也；不为兼并侵夺立训，中也。包罗万有，弃短取长，调和摄用，冶于洪炉，中也。无论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来而不穷其极，化而不成其拘，吾民族之所以蔚然自存于人间世者，与中庸中和，固不得而绝缘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