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生命在于运动。”而现代医学更认为：“生命在于大脑运动。”尤其是老年人，坚持脑部运动相当重要，因为人的衰老首先来自大脑。经科学家测试：勤用大脑的人，不但不易疲劳，而且脑神经细胞都得到良好保养，随着年龄增长，还能避免老年痴呆症。因为使用大脑越多，大脑内部各种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越多，由此形成越来越多的条件反射，大脑因而更加灵活，有延长大脑细胞寿命之功效。而如果无所事事懒于使用大脑之人，容易导致大脑萎缩早衰，并且智力下降。
对此，美国科学家作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们将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共75人分为3组：勤于思考组、思维迟钝组和受人监督组。实验最后表明：勤于思考组的血压、记忆力和寿命三项指标都达到最佳，而且三年后，这些老人都还健在；而思维迟钝组的死亡率为12.5%，最后一组的死亡率更是高达37.5%。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勤用脑是指能在个人脑力承受范围之内，而不是不加限制地使用大脑。我们应该劳逸结合科学用脑，否则难以达到健脑的目的。金老一生基本上都在坚持着有难度的脑力运动，经常是上午做学问，下午打网球、喝茶聊天玩玩牌（解放后活动有所改变），一张一弛科学用脑，一直到晚年尽管金老有冠心病但是思维依旧清晰活跃，所以他能够长寿。
2．激情燃烧的爱国者
纵观金老的一生，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激情贡献给了学术，以及在朋友圈子里的生活，这是种内敛的激情；而新中国成立后，被爱国热忱激发的金老又将自己后半生的激情献给了国家、党和人民。这种激情能够解释他在解放后所做的一切举动，尤其在政治和对待自己的学术方面，许多人曾对此表示过疑惑甚至是批判。尤其后一辈的人，更难理解历经国难沧桑变化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强大可以牺牲自我的爱国之情。
金老这种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出生在清末，对于国土沦丧人们遭受屈辱体会很深，因而特别希望国家早日强大。辛亥革命爆发后，金老剪掉辫子兴奋地迎接革命到来，还做了一首仿《黄鹤楼》的打油诗：
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
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尽管从清华毕业后留学英美身穿洋装，但是金老的心依旧是中国心。金老曾说自己：“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这种瓜分恐惧正是金老的爱国情结。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老悲愤不已痛哭一场；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金老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老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金老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兴趣又非常之大。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其实是：他不感兴趣的是政治中的尔虞我诈和互相倾轧，他做不来同时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应与政治保持距离；同时他也非常希望国家强大、社会民主、人民自由，他愿意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这是金老的政治热忱。解放前，他非常赞赏自己的学生冯契先生参加地下党工作。1939年冯先生回到昆明后，向金老说起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如何勇敢杀敌时，金老非常高兴，称赞八路军和游击队能征善战。他也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的学生殷海光先生这样回忆：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由此可见，金老在这方面的号召力和人格魅力。
在开国典礼上，当毛主席用湖南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金老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金老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救亡图存的强烈理念，对新中国的诞生不仅有自豪感、认同感，还有油然而生的感激和报效之情，因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金老一直希望自己的学术能够为国家富强有所用，但解放前英雄无用武之地金老只能“解释世界”；而现在有了“改造世界”的机会，以前被压抑的激情喷薄而出，金老的心情自然异常地通畅，精神也非常亢奋。由此金老对待政治的态度发生转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金老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变化，由此激发了他内心潜藏的爱国报国之心。如果没有对真理的认同感，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金老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坚决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积极地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以及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金老在清华自告奋勇带头开设马列主义哲学大课，刻苦学习俄语。他信心十足地表示：今年是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这种热情的学习劲头，使许多人自叹弗如。1958年，已入党两年的金老访问英国，一个东欧的前共产党教授质问金老为什么入党而不好好做教授；金老很响亮地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强了！”可见金老对共产党的确有由衷感怀之情。以至到了在古稀之年，金老还强烈地要求下放，据金老的侄子回忆：
他就要求要下放，他当时已经七十来岁了，他根本不可能下放了，但是他要求下放，搞得领导也很被动，那时我到他家去，见他专门在看养鱼的书，我说你怎么看养鱼的书，他说你知道吗，我要是下放去，你看，农林牧副渔，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有研究者认为金老的后半生是个悲剧，因为他背叛了他以前的学术理想，甚至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尽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老也开始回归原来的学术理想，无奈岁月已经不饶人。对此王晓渔先生曾说：“今天，与其苛责哲学家的‘幼稚病’，不如反思那个‘顽童’也无法保持本真状态的时代。”因为这更是那个时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金老的转变却是他后半生的救星：他的爱国激情一方面使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却给他的生命带来福音。这种激情成为他后半生生活的全部力量和追求目标，是他人生价值的动力。它燃烧了金老的学术生命，却点燃了他晚年的生命之灯。
关键词：脑细胞衰老
金岳霖学术链接
金岳霖（1895—1984年），字龙荪，出生于长沙，祖籍浙江省诸暨。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专著《逻辑》、《论道》、《知识论》奠定了他在哲学界的学术地位；编有《金岳霖学术论文选》、《金岳霖文集》等。1911年进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先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1921年后游学英、德、法、意等国。1925年回国，1926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并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尔后又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这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
解放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六届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金岳霖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前，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发表了几十篇哲学和逻辑论文，出版了3部专著。1949年后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形式逻辑应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提出了有关思维的新的判断形式，主张恢复归纳本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