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超越名利与忘我
金老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在他还相当年轻时，便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但是金老既没有恃才旷物也没有借名图利。对于做官，金老是有戒心的。他早年在国外学的就是政治学，他对旧中国的社会政治有比较透彻的分析。金老早年曾发表过《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金老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四大原则”：
第一，希望知识分子可以经济独立。他打趣地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能把官当职业，更不能做政客。即使参加宪法修议的大事，做完后依旧应该独立。第三，希望知识分子不能贪图发财致富。因为以此为目的，知识分子就会变成机器。第四，希望知识分子有独立的环境，有志同道合者的团结。他认为有这样的人去监督政治和改造社会，国家或许才有希望。
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暂不必评价，但是至少金老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他对于官场名利没有兴趣，用金老的话说：“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惟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更有意思的是，金老也根本不懂得如何做官。1952年北大清华院系调整后，周培源先生要求金老做哲学系主任，金老不想干；但周先生说：“要你做，你就得做。”金老无可奈何跑到办公室里办公。他也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了半天，因为没人找，金老便又跑回家去看书了。后来哲学所只好解除金老的行政职务。
而金老在建国后对待政治的热情，是因为他真诚地认为：国家的性质不一样了，时代环境也变化了，他自己是主张政治该为国家自由强大、人民的自由服务的，所以他以自己余生的热情投入进去了。他从没有想到过要用政治给自己捞到什么好处，不然像他那样一个出名的人就会被名利所累；但是金老是超越名利的，不但如此他还会忘我，忘掉自己是谁。
忘记熟人或者朋友的名字，这种事比较常见；但是居然会忘记自己的姓名，除非不正常，这种事可能只会发生在像金老这种大智若愚、不问私利、不图虚名的人身上。金老自己说：在20世纪30年代
其实金老自幼博闻强记，忘掉自己姓名一是因为他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还不是一次。据著名作家冰心先生讲，金老曾告诉她他忘记自己名字的趣事。一次金老去拜访朋友，按了门铃后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并问金老“贵姓”。金老一下懵了，忽然说不上自己的姓了！而且半天也想不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去问司机。这使得那位女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过研究逻辑归根结底只是金老认识世界一种方式，他在谈山书画时表示欣赏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意境，这应该是他会忘掉自己姓名的深层原因。
人生在世，难免被各种俗利世界所困，许多人更是沉浸于其中难以自拔，因而在其中消耗了自己的身躯和生命。只有能从名利圈里走出来的人，才不会为名利纠缠，才能活得轻松，这也是长寿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整日为了名利奔波计较争斗，人的精神被名利之心虚耗，又怎能长寿？
关键词：情感寄托
三、激情人生：思维健脑与爱国热情
◆ 逻辑不是任何人都能“玩”的智力游戏，金老长期“玩”的这种智力游戏，不仅“玩”成了一个大哲学家；而且可能金老也没想到，还造就了一个老寿星。
◆ 他的爱国激情一方面使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却给他的生命带来福音。
1．游戏自娱的哲学家
金老自幼聪慧，读书的时候经常跳级，而且记忆力超强，据说晚上做梦曾经背《四书》，他姑姑拿着书对照，发现金老背得一字不差。早在中学时代，金老就表现出了杰出的逻辑才能，他指出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里包含着明显的逻辑错误，因为它推出来的结论是：朋友如粪土。自从1925年回国到清华大学教逻辑以后，金老已经完全哲学化了。金老在回忆录里承认：
在1918年到1920年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是基本事实。
金老的哲学世界是人类理性、诗意和宗教的神圣虔诚这三者的结合。他曾说：“世界上似乎有许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有着一颗纯粹而不含杂质之心的金老，将自己大半生的精神和智力，无私地献给了哲学科研事业，而且自得其乐。因为在金老看来，哲学就是一种严肃的游戏。1927年，金老为自己的书写绪论时说：
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可能天真地做哲学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常常有其他打算。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利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惟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
这种高尚纯粹独立的学术精神是金老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而他对待学术严谨而又充满乐趣的态度，也是学人的楷模。在一般人眼里非常枯燥的逻辑，对于金老却觉得很有趣。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有学生曾问金老：“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老回答说：“我觉得它很好玩。”所以金老可以把枯燥的哲学理论和逻辑分析讲得很生动，使学生在几十年后都记忆犹新。
据金老学生诸葛殷同先生回忆：他说不是任何命题都是可以证实的，不是任何命题都是可以证伪的，他举了个例子，在义和团里你如果信了我那套东西，就刀枪不入，后来跟洋鬼子打起来了，大师兄以为自己的信仰很坚定，就冲在前面，结果洋鬼子一枪就把大师兄打死了，那个二师兄以为大师兄信仰不坚定，所以被打死，我信仰坚定，还往前冲，又一枪打死了。三师兄……当然金老最后成了世界有名的大哲学家，这绝不是随便“玩”出来的，而是刻苦钻研奋斗的结果。张申府先生曾说金老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欧阳中石先生则说：“要说搞逻辑，他（金老）绝对是第一位的。”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20世纪30年代，金老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老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zha弹。当时金老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老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zha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金老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金老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老70万字的理论大作《知识论》，其命运也是一波三折，金老自己也记忆犹新：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帝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起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
逻辑不是任何人都能“玩”的智力游戏，金老长期“玩”的这种智力游戏，不仅“玩”成了一个大哲学家；而且可能金老也没想到，还造就了一个老寿星。
据日本科学家研究，经常使用大脑的人即使年过花甲，思维能力却相当于30岁般灵敏；反之，如果进入中年就放松大脑锻炼的话，会加速大脑和思维能力的老化。因为据不完全统计，人的脑细胞大约是140亿—150亿个，而随着年龄增长，脑细胞会不断衰老：40岁后每天约有10万个脑细胞开始衰老，近七十岁时人的脑细胞比原来减少1/10左右，为了延缓大脑功能的老化和智力下降，主要的办法就是勤用脑，主要是从小就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