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早先在美国是读商科的，后来他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他改攻政治学（其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同窗有胡知、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但自获得了政治学博士的学位之后，又对哲学和逻辑学发生了兴趣，所以改行研究哲学和逻辑学（回国后参与开创了清华哲学系）。至于现实的形而下的政治，他只有异邦零碎的认识，如他留学美国时所居住的美国式家庭，他以为那是“民主美国的脊梁骨”。在他的学位论文中，更亟叹州政府首长“不是暴君的代理人，而是人民的公仆”。至于本土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终究是懵懂的，“好人主义”的他曾以为如果“好人”即优秀分子“成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即使他和张奚若等发起成立了所谓“中国自由主义者同盟”，也于现实中国无关痛痒。此后，他在西哲罗素和休谟的召唤下，放弃了政治学而转向逻辑学，因为前者充满了“厚黑学”的龌龊。特别是由于中国特色的政治，金岳霖 “恨屋及乌”—— “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后来，时代要求他成为走出象牙塔和书斋的哲人，这不免为难了他。余世存的《非常道》一书中提及金岳霖，说金岳霖曾自察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也就顶多是思想上的“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而已。不过在精神和气质上，这位曾表示“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的哲人还是承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五四”传统，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最高领袖”的著作。这位宣称要“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自察是“基本上没有拥护旧世界的要求，也没有打破旧世界的要求”的哲人，是带着负罪感进入新社会的，又竟至在新社会的各项政治运动中积极地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甚至是自己曾崇敬的罗素以及自己创立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教育思想，并与钱钟书、王佐良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中，又很快申请要求入党，这就似乎有些突兀了。
其实，“笃实”君子如金岳霖，在“真纯”性格的支配下，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都不免显出他们“软弱”的一面。对此，于光远先生曾引用他人的话说：金岳霖“在建国后，经常作‘深刻’的检讨，有些过分，对别人的批评也偏左，有言不由衷地应付局面、但求过关的表现”。因于光远“对金岳霖从来就有很好的印象，我不信他会有任何在认识以外其他不纯的思想。”（《金岳霖——我“最”老的“老”朋友》）那么，所谓“真纯”，这除了他是真心服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更多的可能是他作为一个粹然学人的天真或稚气，即于光远所认为的：“他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时间毕竟不够长，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这完全是他出自真心，没有见风驶舵、人云亦云的因素，因而他写的东西是用自己的真实思想、用心写的。”于先生这番分析，洵为的论。此外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也说得极好，他说：“我也赞成‘春秋责备贤者’。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一个人，若不能摆脱当时社会条件的束缚，若不能抵抗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潮，是要自己负责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特立独行人物毕竟是很少的。把历史悲剧的责任不恰当地加到一个无权无势的‘书生’身上，是不公允的。”（《怀念金岳霖师》）
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的英译本写序言，其中以金岳霖为例，试图说明“在外力下要一个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其实呢，胡适是懵懂于包括金岳霖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这就如当年金岳霖调侃当了驻美大使的胡适：胡适不懂政治，且“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后者则如在金岳霖的一节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中，他提及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次动员报告，他说：“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这一番感受，胡适是陌生的。金岳霖还曾回忆在“洗澡”运动时“我做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而在金岳霖的入党志愿书上写得更加明白，他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
少年金岳霖是在“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没有让中国灭亡，反而向全世界宣告“从此站起来”的，是他的老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于是金岳霖甘心“一边倒”，他甚至在临终前给哲学所党组的信中还念兹在兹：“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随之呢，“民族立场”，就进而“人民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了。当然，金岳霖的变化，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陶孟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金岳霖说他是“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但那时陶孟和与竺可桢等却非常认真和热情地要求加入共产党；又如张奚若、梁思成、林徽因、刘仙洲、吴晗（吴晗任北京副市长后，清华文学院院长之职即推荐给金岳霖担任）等。到了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金岳霖自觉有了“保卫党的要求”，终至３年后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又逾４年，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外又如张东荪，金岳霖曾称之为是一个“玩政治”的学者，但他回忆说：“我加入民盟是张东荪安排或帮助安排的。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对我有特别的作用。对我来说，那是极其有益，也是极其愉快的。”至于胡适，金岳霖则坦然称之：“我不大懂他”。
“笃实”的金岳霖在“宏大叙事”下放弃了自我，比如他初学马列主义，他说：“现在我将比作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再后，“文革”中他接受“大批判”，他真诚地表示：“我的检查离同志们批判的太远了，如果讲出来，大家肯定会气炸肺。听了大家的批判，我很吃惊。原来没想到自己罪行那么严重。”不过，很难说这就是“软弱”。其实，这毋宁说是他的“真纯”。后来同样有过一番变化的冯友兰（冯的清华哲学系系主任之职解放后很快由金岳霖所接替）曾称道金岳霖性格中的“真纯”，他说：“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怀念金岳霖先生》）“天真”固然，思想是否“清楚”就很难说了。
但是，不管如何，冯友兰的这一句话倒是千真万确的：“金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金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以上引文未加注者均见于刘培育主编的《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