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林徽因只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表明着在30年代文学的文学格局中，“京（派）海（派）冲突”之外，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沟通可能。因为毕竟同出“新文学”、共享“现代性”，即便政治上势同水火，以文学为人生的切要工作，向其要求着人生、社会以至表达技巧上的改良却是共同的。考虑到林氏在“京派”群体凝聚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取替的作用，以她的文学创作和组织活动为观察基点，也许会使我们得到一个与已有的描述不同的“京派”和30年代总体文学图景？
时光蔓衍，很多事情的确就这样在历史中“流散”了。对此，聪慧非常的林徽因当年倒并非没有意识。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她曾这样写道：“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当她很豁达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大概没有预料到几年后到来的战争会迫使自己在轰炸和病的九死一生中中止文学创作，更没有料到连串战争带来的“新中国”会突然之间承认她以女性之身也可以获得一个专业学术上的身份，使她从此将自己的人生完全规划到学术岗位上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她曾经钟爱的文学作了永久的诀别。“可惜有些人已经过去了！”这是衰老的金岳霖用浓重沙哑的喉音缓缓发出的感叹；“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写给我的大姊》）这是人到中年的林徽因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对世界作出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