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据不足，尚待考订者，凡二十六条。
《达生》：“孔子观于吕梁……”
《水经注》：“洒水自彭城东南过吕县南，水上有石梁。”《读史方舆杨要》卷二十九云：“吕梁洪州（徐州）东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齿列，波流涵涌，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吕县为春秋宋地，近彭城，孔子观于吕梁，从孔子的行踪看是可能的。
《山木》：“市南宜僚见鲁哀公……”
市南宜僚确为鲁哀公时人，但其是否见过鲁哀公则不可考。
《外物》：“老莱之弟子出薪，遇仲尼……”
仲尼曾严事老莱，《史记》、《大戴礼》、《战国策》均记之，此条亦属可能。
《人间世》：“颜阖将讨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
《让王》：“鲁君闻颜阖曰……”
《列御寇》：“鲁哀公问乎颜阖曰……”
《达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颜阖遇之……”
蘧伯玉为春秋卫人，与孔子同时（见《论语》《左传》），但颜阖既为哀公时人，便不可能与鲁庄公同时，《荀子·哀公篇》“庄公”作“定公”，知《庄子》所记有误、除去这一点，以上四条均属可能。
《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
《大宗师》：“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
《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
《大宗师》：“俄而子来有病……子犁往问之……”
《山木》：“孔子问子桑户曰……”
以上五条，为相关的一组，子祀、子来、子舆、子犁四人未详，子桑户疑即《论语》中的“子桑伯子”，孟子反即《论语》中的“孟子反”；子舆张即《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载的“琴张”，但琴张未必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张。
《田子方》：“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
《汉书》说子方为贡门人，韩愈说子方为夏门人，《庄子》则载子方自谓是东郭顺的门人（见《田子方》一条）。魏文侯公元前423-387年在位，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子夏小孔子四十四岁，而据《韩非子·外储说》，子方尚能见及韩襄王（公元前311-296年在位）、魏哀王（公元前318-294年在位）时的唐意子（参见《汉书·古今人表》）。《韩非子·外储说》云：“齐宣王问弋于唐意子。”知唐意子活动于齐宣王晚年和韩襄王、魏哀王之时。齐宣王于公元前342-319年在位，子方见到唐意子应在齐宣王晚年，以此推考，子方见魏文侯时，至多二十岁。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公元前425-387年），子方见魏文侯必是在文侯晚年，而此时子贡、子夏皆逾百岁，不可能为子方师，故《汉书》、韩愈、《庄子》三说，以《庄子》之说差矣。
《达生》：“桓公田于泽，管仲御之……”
《至乐》：“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
《让王》：“楚昭王失国……屠羊说……王谓司马子綦……”
《则阳》：“孔子……是其市南宜僚耶？”
《养生主》：“公文轩见右师……”
《养生主》：“鲁有兀者王骀……常季问孔子曰……”
《则阳》：“仲尼问于大史大、伯常骞、狶韦曰：夫卫灵公……”
《达生》：“仲尼适楚……见佝偻者……”
《齐物论》：“瞿鹊子问乎长梧子……”
《达生》：“田开之见周威公……”
《达生》：“幻渻子为王养斗鸡……”
《天地》：“蒋闾葂 见季彻曰：鲁君……”
《山木》：“阳子之宋……”
《山木》：“北宫奢为王赋剑……”
《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
《徐无鬼》：“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
《则阳》：“魏莹与田侯卒约……”
《则阳》：“长梧封人问子牢曰……”
《则阳》：“则阳游于楚，夷之节言于王……”
《外物》：“伍公子为大钩巨缁……”
《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
《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
以上二十三条，大多是迹可查的，只是证据不足，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故一并放在第四类，看作是可能的。如“桓公田于泽”（《达生》）之事，《左传》可证，但管仲为桓公御，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据，故将此条归入可能的一类。又《至乐》“颜渊东之齐”一事，于史无证，但颜渊、孔子、子贡三人行辈却未尝紊乱。《养生主》载“公文轩见左师”。司马注谓公文轩宋人。
考“右师”官名，当是宋官，则公文轩见右师之事，大约也是可能的。《让王》“楚昭王”一条，屠羊为何许人不详，但楚昭王、司马子綦为同时人，这在《左传》可以找到证据。又如《则阳》载孔子言及市南宜僚，《徐无鬼》载常季问孔子，《则阳》载仲尼言及卫灵公等条，至少人物行辈未尝紊乱，但王骀、伯常骞、狶韦等人则不详。凡此种种，不再一一赘述，此处二十三条并前举十三条，皆有待考据，既未证实也尚未证伪者，当看作可能的一类。
以上考春秋以降历史人物共一百二十一条，仅四条违悖史实。其余：史据较为确凿者二十四条，史据不足，但前后一贯者五十七条，这两类凡八十一条，均属可信的；而史据不足，但均属可能者三十六条。从这个统计的结果看，《庄子》中所及历史人物（包括重言人物，也包括寓言人物）的相互关系，即人物的行辈、姓字、国籍、身份、行踪等形式方面的杠廊，十之八九是可靠的。因此，无论考“三言”的实际含义，还是考其所记历史人物，都十足地证明：《庄子》的作者是造伪无意而取信有心，对《庄子》的怀疑是缺乏根据的。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真理的认识，勿为前贤的思想所束缚，这是对的，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尽信和不信都不是辩证态度。如何运用史料，由虚妄中见真实，由真实中见虚妄，这可以说是考据学的不二法门。一部考据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虚妄变真实，由真实变虚妄的云伪存真的历史。从理论上说，即使象《列子》这样的伪书，也必定有它的史料价值，这全看怎样取舍。对《庄子》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庄子》寓言，可称之为史料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确实，要怀疑《庄子》寓言皆妄，这比反过来证明它有可信的方面，实在是省力得多。唐陆德明《释文序录》说《庄子》“言多诡诞”，史迁《庄子传》则说庄子“著作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弦外之音，大概是告诫世人，不可轻信《庄子》，尽管史迁自己也不免有老子活了二百岁这样荒唐的记载。
史迁《庄子传》又说：“《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这就近旨责庄周为大杜撰家了。当然，《庄子》的确不乏“子虚先生”、“无是公”，如“天根游于殷阳”一类便是，但这可作一种文学性的变体看，庄子发明寓言的初衷，无非是要使人相信，以避“老王卖瓜”之嫌，因此，其历史人物越真实，才越合庄子的本意。可惜世人偏偏不中庄子的圈套；特点有史迁以降，历代文人学者无人敢尽信《庄子》，直到古史辩学派的黄方刚，才重新认识《庄子》书的史料学价值。从研究道家文化的角度看，对《庄子》书特别是《庄子》寓言的材料辩证。的确是无比重要的。
《庄子》是关于道家文化最古、丰富、最完整的资料，考证道家源流，必以《庄子》为门径，而考证《庄子》中的道家人物，又必以对“三言”的辩证为支点。当然，笔者对《庄子》历史人物一百二十一条的考据，未必精当，但是要证明《庄子》的史料学价值，为本书以下的考据建立一个支点，大约是可以的。以下几章考老子、庄周和其他道家人物，并不完全限于在《庄子》中找证据，但大体上以《庄子》所提供的证据为线索展开，其中有些推考与此章考一百二十一条互为补益，读者可以自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