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论者容易疏忽地认为《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划分惠同时出现。事实上《庄子》的篇目划分经历两个阶段；先有将全书作内、外篇的划分，这是汉代刘向所为；然后有由外篇中分出杂篇的划分，这是在魏晋时期由司马彪开始、郭象完成。
从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里对魏晋时《庄子》注本的情况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由于汉代传下的五十二篇《庄子》，“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象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即是说，魏晋的《庄子》诸注家，对有标题的、文体风格和内容旨趣都比较一致的内七篇，未作变动，对芜杂的外篇则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是大肆删削。最有代表性的崔譔二十七篇注本（向秀近同），据陆德明注说，该本由“内七，外篇二十”组成。
可见古本《庄子》外篇的一半以上被他删去。二是重新划分。这种处理方法，硕果仅存的是司马彪五十二篇注本，该注本据陆德明所见是“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可见他是首先将解说《庄子》的三篇淮南学者的作品剔出，然后又将外篇中特别破碎、荒诞的篇章划出，立名为“杂篇”。这一论断，由于马司彪的完整注本今已散佚，也无法得到更进一步的、具体的确证了。但是第一，从《经典释文》收录的《庄子》注文中可以看出，崔譔、向秀的二十七篇选注本，除去内篇七篇，下剩外源二十篇中，有八篇属于后来郭象本的杂篇。可见在崔、向时，《庄子》还是外、杂篇不分的；从外篇中分出杂篇是崔、向以后的事。第二，从司马彪综纂《续汉书》和订正《古史考》所表现的既善于绍述，又善于创新，即被《晋书》评为“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书。终其缀集之务”（《晋书·司马彪传》）的那种学术能力来看，在玄学思潮风靡的背景下，他是可能运用这种“缀集”能力于条理、注解《庄子》的。
郭象注解《庄子》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他修订和划分《庄子》的篇章、篇目，则显然是在司马彪的条理的基础上进行的。郭象于司马彪的二十八篇外篇中删削去十三篇，约占一半，而于十四篇杂篇则删去三篇，削减的比例反而较小。推测郭象的删削、修订原则大致有二：一是约十分之三的“巧杂”篇目、文字全删，如“《危言》、《游凫》、《子胥》之篇”。这是“略而不存”；二是篇目虽删，其中个别章节的文字仍然保留，并入他篇，如“《阏奕》、《意倏》之首”，即这些篇的首章连同篇目一起删去，其后面的某些章节仍为保留，并联入他篇内容相近的章节之后，《至乐》篇的“马捶”章，《天下》篇的“惠施”章都可能具有这种性质。这是“截取其长”。郭象对《庄子》外、杂篇较大规模的删削、修订，使《庄子》更为精纯，理论思维水平更为提高，在当时这是一种学术性的创造；但《庄子》中的许多思想资料从此而遗佚，外、余篇的界限也因此而模糊、消失，在今天看来，这又是一种学术性的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