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关键字: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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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世纪末叶以后，诗人为形而上的原因自杀已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恒常的主题。无论是特拉克尔还是杰克.伦敦，无论是叶赛宁还是雅可夫斯基，每个诗人个体生命的毁灭都会给西文思想界带来巨大而长久的震动，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既成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意义，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如果说生存就基本性而言只能是个体性的，因而任何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消亡总给人以惊心动魂之感，那么诗人的自杀，尤其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因为，“诗是一种精神”，而诗人的死亡，则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这就是诗人之死格外引人关切的原因所在。
自从世界的历史进入了19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就始终末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尼采敲响了人类理性正史的丧钟，斯宾格勒继而又宣布西方已走向了没落，于是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这是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当此之际，“痛苦，死亡，爱的本质都不再是明朗的了”，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怀疑的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在这种生存虚无的黑暗底色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如此集中的诗人自杀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充满着生存危机的境况之下，诗人一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诗人何为”？海德格尔曾如此拷问过诗人所禀赋的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他认为，在整个世界陷于贫困的危机境地之际，唯有真正的诗人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思考着生存意义。诗人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敏锐，以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自己对于存在的形而上感知，以自己诗的追寻蕴含着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并且在这个没落的时代把对终极目的沉思与眷顾注入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唯有真正的诗人才可能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而把思考的意向超越现象界的纷纭表象而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出路，而当他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的终极意义上的虚无与荒诞之时，他便以身殉道，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去证明和烛照生存的虚空。因此，诗人的自杀必然是惊心动魂的。在本质上它标志着诗人对生存的终极原因的眷顾程度，标志着诗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诗人的自杀，象征着诗人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
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的笔下会充斥着“死亡”的意象，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诗人的诗歌中会弥漫着一种“先行到死”的忧郁情绪。残废是诗人所无法规避的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沉思死亡即是沉思存在，即是沉思人的本性。西方的许多诗人，从里尔克到荷尔德林到黑塞，都笼罩着死亡的恒久的巨大阴影。在这些诗人的观念中，“死亡是现存在的一种不可代替的，不确定的，最后的可能性”，“本然的实存只能这样来对待死亡，即它在死亡的这种不确定的可能性性质中来观察它”，“将来就存在于应被把握的可能性之中，它不断地由死亡这一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可能性提供背景”。
死亡无疑是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漆黑的底色和背景，只不过这种底色为常人所不自觉罢了。
2、汉民族历来缺乏对于残废的执著和思考。孔子的“末知生，焉知死”一下子就把死的问题悬置了起来，以至绵延了几千年之久的汉民族文化中绝少对死亡的沉思与歌吟。而死亡作为生存的基本参照和背景必然会给生带来空前的力度，对死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其后果必然是对生缺乏真正的自学。
当时间的钟走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古老的民族之中终于产生了以自杀来洞见生存的危机与虚无的先觉者。1989年3月26日，被誉为“诗坛怪杰”的新诗潮代表诗人之一，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海子，留下将近二百万字的诗稿，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一种深刻的危机早已潜伏在我们所驻足的这个时代，而海子的死把对这种危机的体验和自觉推向极致。从此，生存的危机感更加明朗化了。诚如世界进入了夜半时分一样，汉民族其实早就笼罩在生存危机的阴影之中了。这不仅仅是作为民族群体生存的危机，更是“人”的意义上个体生存的危机，只不过我们民族对于“人”的危机太缺乏自觉罢了。海子之死，第一次表明作为个体的“存在”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的生存观念之中。可以说自从1840年西方利用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大门之际，民族生存的危机意识就一直威胁着中国人。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便是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民族的“种”的存在的主题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几近一个半世纪之后，这种“人”的危机意识才在个体先觉者的身上产生。只胡我们民族的每个个体生命都面临生存价值的危机感的时候，才能在最大限度上显示出生命的内驱力，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总体获救的真正曙光，正在这种直面危机所唤醒的人的自觉之中。
海子在他达到顶峰状态的诗作《太阳》中表明，他正是在这种生存的危机意识中开始他的人的觉醒的。他发现已经“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这种绝境之中“一切都不存在”，而生存只不过是“走进上帝的血中去腐烂”。他终于无法忍受这种腐朽而黑暗的存在，而让自己的个体生命毁灭了。
几乎是第一次，诗人的自杀距离我们如此切近，从而把我们所面对着的死亡的茫茫的威胁明朗化了。从此死亡不再是一个暖味不明的难以觉察的生存背景，而是转化为一种生存前景，作为一种情结，一种心绪，一种伸手可及的状态沉潜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了。注定从此我们的生存要变得凝重而忧郁。如果另一个异质文化传统中的诗人自杀对我们来说尚是一种遥远的回声，那么海子之死则逼迫我们直面生存的危机感。海子以他的自杀提醒我们：生是需要理由的。当诗人经过痛苦的追索仍旧寻找不到生存的确凿的理由时，这一切便转化为死的理由。而一旦当我们对生的理由开始质疑并且判定既成生命秩序和生存状态具有自明性的时候，我们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危机便开始了。
海子死了，这对于在瞒和骗中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异于一个神示。也许从此每个人的生存不再自明而且自足了。每个人都必须思考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当这个世界不再为我们的生存提供充分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一切都充成了对荒诞的生存能容忍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那么我们是选择苟且偷生还是选择绝望中的抗争。
3、海子的自杀昭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凉意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要生存下去，对于生存和死亡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的生命来说，是艰难的。他们在承受着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他们要忍受生存的焦虑和空虚感，他们要时时为生存下去寻找勇气和毅力，而偶然和必然性的死亡却永远像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都准备君临。似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个体的命运永远在劫难逃。然而就海子自身而言，他又未尝不是幸运的。既然死亡为生存提供了“最极端和最不确定”的黑色的背景，那么，唯有自杀才是同死亡宿命的主动的抗争。因而海子的死，也许意味着永恒的解脱，同时更意味着诗人形象的最后完成。
沃尔夫冈曾这样评价里尔克：正当那把人引向生活的高峰的东西刚刚显露出意义时，死却在人那里出现了。这死者指的不是“一般的死”，...而是“巨大的死”，是不可重复的个体所完成和做出的一项无法规辟的特殊功业。
中国诗坛的后来者当会记取海子这种前无古人的“特殊功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