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这本书，有种踏实的感觉，淡黄色的封面，柔软而厚实的纸张，“生活·读书·新知”这几个漂亮的毛笔字，还有拿个极具亲和力的价格——两元五角——让人想起那个传说中的“八十年代”。
亨利克·房龙在完成这本著作时（一九二五年），显然意识到这本关于人类“不宽容”历史的“小书”，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常盛不衰，因为人类关于“不宽容”的理论和实践也将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像电脑病毒一样迅速的诞生、变种、繁殖、扩散。所以在一九四○年该书再版时，房龙忍不住又加了一则后记——我以为这是领会全书精神的重要章节——《但这个世界并不幸福》。不可否认，一切都像房龙预料的方向发展（包括二战前和二站后），或者说一切本来就应该这样发展。任何一个思想家只能让我们知道人类在往哪儿去，却不能决定我们该去哪儿。
首先明确《宽容》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有人觉得还不够精确，于是把它定义为：一本关于人类思想史的通俗读物。它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一些人所皆知的历史事件中的历史人物（比如苏格拉底，比如伏尔泰，比如罗伯斯庇尔），让人们以一种愉悦的心情来欣赏一部另类的人类思想史电影。房龙的镜头里充满了仇恨、恐惧、疯狂、杀戮、流放、断头台和火刑柱。有趣的是你从中却嗅不到丝毫的血腥，读者被一种黑色幽默所蒙蔽，有一种莫名的快感。也许美国人都喜欢这么看世界。
徐志摩曾说过这样的话：“房龙的笔有一种魔力。”
我们究竟害怕什么
如果要我写一篇关于“为什么宽容”的论文，我一定会觉得那要比编一本百科全书要难得多。因为我除了从人本性中残存的善良中寻找一些宽容的理由，似乎一无所获。（前提是我认同“人性本善”）
至于“不宽容的理由”，又多得让我眼花缭乱，而房龙将它归为两个字——恐惧——原文如下：“我重复一遍，恐怖是任何不宽容的起因。”让我们分析一下从“恐怖”到“不宽容”的反应过程：人类通常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存在，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也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如果这个整体的质量（人数）足够大的话，那么它所具有的“维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的特性”（物理学上称之为惯性）也势必大得惊人。“恐怖”的开始通常是这个有机整体的某个细胞发生了“变异”——无论这种变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整体会将任何的变异解释为“ABNORMAL”。异端的出现，激发了他们周围人心中的“不安定因素”，于是这种“变异”迅速扩散开来。为避免更多的正常细胞受感染，人们会孤立这些“异端”，切断他们的物质供给。必要的话，“咔嚓”一声，手起刀落，整个世界清净了。
现在我们尝试进入问题的根本：我们究竟害怕什么？必须承认，人们不会拒绝任何形式的变革和突破，但人们只有在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时才会体现出这种“上进心”，而将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他们就成了“顽固、保守”的代名词。作为社会上层而言，一个异端的出现，意味着一次变革的可能，一次变革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这是“社会上层”所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利用“舆论的工具”，将这种“恐怖”迅速扩散出去，虽然新教徒其实并不像天主教会说的那样：面目狰狞，穿着黑色披风，拖着根黑色的尾巴。而作为社会下层，最不能接受的是被社会所隔绝和孤立。因为他们需要生活在一种假想的集体之中，以获取足够的安全感。尽管住在珠江三角洲和青藏高原的人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但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时，自然就会觉得力量无穷。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觉自愿地接受舆论的“蒙蔽”。因为他们必须与其他人保持一致。
宽容与政治如果我不能及时提到这个关键问题，那么任何一个宽容的老师都会给我一个“F”。这是两个看似八杆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两个问题。政治历来就是“不宽容”的代名词。但其实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像把“种族屠杀”和“人类光明而美好的未来”凑在一起那么容易。
首先明确，崇尚“宽容”精神的学者通常是人本主义者（比如房龙），他们倾向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寻求人类存在的合理方式。而政治学的学者显然更崇尚“理性精神”，认为合理的制度才是人类幸福的保证。这对矛盾体的斗争给我们完整的展现了人类的政治思想史。但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有矛盾必然有统一。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法国大革命到美国南北战争，我们惊喜地发现：人类每一次在政治体制上的突破，伴随着人类向着“人性至上”的方向又更进了一步。换句话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政治思想）越来越向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承认并认可人类的“非理性”的存在，同时尽量发挥人类的“理性”加以约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制度（人的理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尚不敢肯定我们能否在“宽容的美德”和“理性精神”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我相信这才是政治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当我们谈起可怜的巴士底狱和政治犯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提及“政治的不宽容”。在二十世纪之前，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决不会允许在它的境内有另一种政治体制的存在。而如果这种政治体制在你的脑子里存在，那么你的名字自然会被列入“应该被注意和控制危险分子”的行列。再把时间往前推一二百年，一种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甚至不同的学说都会把你轻而易举地送上断头台。以上的种种“不宽容”都基于这个原则：正确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但马克思把这个原则进一步地明确：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地方，对于某一个人群，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最正确的，只有最合适的。比如全民公决在斐济是行之有效，在中国就是劳民伤财，而在满清王朝搞一次全民公决至少得有个三至五年的长远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确实是“宽容精神”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尝试。
今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体制上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是否预示着在政治制度上两者同样会有借鉴和融合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济是基础。
但这个世界并不幸福在一九四○年，纳粹的阴影笼罩着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使得房龙很失望地写下了题为《但这个世界并不幸福》的后记。四十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考察这个命题时，人类是否离“幸福”近了一些呢？
在近三十年里，“自由”和“民主”——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支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因为我们发现，人们可以民主地决定对“少数人”的压迫，然后自由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他们采取行动。
犹太人的智慧曾经为这个世界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现在却发现：世界之大，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英国作家拉什迪具有出色的文笔和天才的想象力，但他依旧得费尽心思以躲避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的追杀；也许一个克罗地亚的老太太觉得她隔壁的那个塞族的小伙子平日里温文尔雅，但第二天那个小家伙便用枪把她的脑袋打开了花；还有令西方社会颇为头疼的“同性恋”问题，他们一直处于被鄙视和仇视地位，虽然很多人对他们的存在表示了认可。
而在大洋彼岸，“政治的不宽容”显然要比“宗教的不宽容”更要令人心悸。前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越南红色高棉的“大清洗”，在人类的“不宽容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些死去的人一定不会觉得很冤，他们明白自己是“革命的不宽容”的牺牲品。革命必须是彻底而不宽容的——这是马克思说的。
也许根本问题不在于杀多少人，而在于用一种“不宽容”来代替另一种“不宽容”是否意味着正确呢？
另一个对于宽容精神的极大威胁来自于“集体主义”的复兴。如今的集体主义不再立足于道德层面，它是在先进的生产力条件下对于“协作精神”的更高的要求，是对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有的人都是社会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当然他们所从事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为了让集体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必须密切合作，发挥自己的所有能力。庸才和天才自然被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不安定因素会影响整体的战斗力。
有人感叹这是个扼杀“天才”的时代，最近倒下的一个天才是比尔·盖茨，前面有马拉多纳、约翰·列侬、卡夫卡和一连串光辉的名字。而还有一些曾经光辉的名字，为物质利益所诱惑，已经与这个社会达成了妥协。“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句话隐含了另一层意思：“集体力量大于个人力量。”
结语
也许根本不曾有任何的改变，一切都像一千年前、两百年前或是三十年前一样，世界以它固有的步伐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
“宽容”是个来自于西方的词，如果要把它翻成我们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顺其自然”。（王白）
摘自榕树下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