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戴望舒，无人不会想起那个“结着愁怨”的丁香一样的姑娘，他在中国诗坛的成就，远非“雨巷诗人”这个美名所能锁定，他曾用笔，确切讲是用心，感动过多少个孤独的灵魂？——编者
文／北塔
1949年1月戴望舒与夫人杨静及子女在离港前合影
谒望舒
我喜欢到墓地去徜徉、徘徊，我觉得，墓地是激发想象、加强沉思的最好的场所之一。
１９９４年秋天，我初来北京不久，一天，跟专攻欧洲历史的刘林海先生一同骑车前往香山，半路上，我意外地看到万安公墓，便走了进去。中国人或许由于怕死，或太不在意死，所以至今没有开发出欧美那样的公墓旅游，但公墓的人倒也不管我们，任由我们在密密麻麻的墓碑间走走停停，看看想想。墓地没有目的，不需要有，也不可能有。我们正在乱走，望舒的墓碑赫然出现在眼前。
１９５０年３月８日，望舒被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万安公墓。碑文是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写的，只有“诗人戴望舒之墓”七个字。
万安公墓是北京最清净的墓地，朱自清、穆旦、王力等大批知识分子都在那儿静静地享受着安宁。“文革”期间，望舒被判定为资产阶级诗人，一批红卫兵千里迢迢由四川赶来，破坏了他的墓地。１９８０年才由中国作家协会拨款修复，茅盾先生重新写了碑文。
我默念着望舒当年在香港日军的死牢里写就的感人至深的诗句：
我守望着你们的脚步
在熟稔的贫困和死亡间
当你们再来，带着幸福
会在泥土中看见我张大的眼。
我的目光仿佛穿过石头和泥土，看见了望舒那张大的眼睛。我这隔世隔代的朝拜是否算得给他带来了安慰和幸福？
我在江南小镇的雨巷里念诵《雨巷》
我接触戴望舒，与大多数人一样，也是通过他那首名作《雨巷》。
我的老家是江苏最南端、与浙江比邻的一个古老的小镇，到处是又窄又长的巷子，巷子里几乎一律是歪七竖八的石板路。不管是细雨蒙蒙的春天，还是yin雨绵绵的秋天，我曾无数次走过那些像载满了愁怨的蚱蜢舟的小巷，太熟悉、太同情《雨巷》散发的情调。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如果说那时我少年不识愁滋味，那么是《雨巷》帮我认识了什么是青春莫名的忧伤。我正是从那时开始学着写诗，写出了很具有《雨巷》风格的一首首幼稚而真挚的少作。
写于１９２７年的《雨巷》可以说是“是戴望舒探索新格律诗的顶峰之作”（陈丙莹语）。
叶圣陶在《小说月报》编发这首诗时，盛赞望舒“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比望舒稍早一点的著名诗人朱湘在给望舒的一封信中说：“《雨巷》在音节上完美无缺”，还说这首诗“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无逊色。”望舒的挚友、同是杭州人的著名翻译家冯亦代说得更感性、更具体：“我心里永远保持着《雨巷》中的诗句给我的遐想。当年在家乡时，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行着，雨水滴在撑着的伞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韵节。”
由于叶圣陶的极力举荐，《雨巷》使戴望舒一夜成名，从此以“雨巷诗人”之名行世。半年前，在《戴望舒传》完稿前夕，我跟一个朋友商量书名，我提出“雨巷诗人”，他立即表示赞同。他不是搞诗歌的，可见“雨巷诗人”之名影响是多么深远。
卞之琳先生认为，戴望舒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可列入前三名
１９９３年隆冬，我作为一名诗学研究生，由重庆来北京访学，前往干面胡同，去拜望老诗人卞之琳先生。记得他跟我说，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排前三名的诗人之一。
望舒的诗歌代表作，卞老特别看重的还不是《雨巷》，而是《狱中题壁》、《等待》、《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脍炙人口的现代经典。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上海被日寇占领。次年５月，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不在日本人手下当“良民”，望舒挈妇将孺跟叶灵凤夫妇一起乘船前往香港，开始了漫长而苦难的流亡生涯。８月１日，他开始主持当时刚刚创刊的《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星座》。在他的努力下，《星座》很快成为香港进步文学的中心。
１９４２年春，由于频繁的抗日活动，望舒终于被日军逮捕并被投入监狱。４月２７日，在监狱中写就荡气回肠的诗作《狱中题壁》。
在潮湿、阴暗、寂寞而烦闷的地牢里，望舒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的情绪开始变得有点反复无常，要么不发作，一发作，就显得不可收拾；这给他的婚姻关系带来了阴影，使他在不久后经历了两度离婚的惨痛。本来就有一点的哮喘病急剧恶化，这导致他没过几年就英年早逝了。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１日，望舒怀着“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的意愿，毅然带着两个女儿，跟卞之琳一起，冒充押货员，乘船北上。他死在刚刚解放的生机勃勃的北京。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望舒逝世的消息和胡乔木亲自赶写的《悼望舒》一文，说：“我为中国丧失了一个决定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而悲悼。”
我不知道徐迟朗诵的是哪一首。但我希望有这几行：“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还想去万安公墓看看望舒
一个诗人最好的墓穴就是他的诗歌。望舒逝世后不久，在胡乔木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和出版社从施蛰存手里把一些手稿都收集起来，陆续出版了望舒的一些遗著。如１９５６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戴望舒诗选》。艾青在序言中说：“望舒是一个具有丰富才能的诗人”，“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的魅力。”
斗转星移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即１９８１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才又出版了《戴望舒诗集》。在序言中，卞之琳说：“戴望舒的这种艺术独创性的成熟，却也表明了他上接我国根深蒂固的诗词传统这种功夫的完善，外应（迎或拒）世界诗艺潮流变化这种敏感性的深化。”
看来，望舒为自己营构的诗歌之墓是牢固的，他完全可以安息。而他的诗歌依然活生生地在感动着我们。
我一直想写一首类似于英国格雷的《乡村墓园》和法国瓦雷里《海滨墓园》那样的诗，最近这愿望越来越强烈。今年秋天，我将再次去万安公墓寻找灵感、锻造思想。望舒，到时我一定去看你，带着我刚刚写就的关于你的传记。
戴望舒（1905——1950）的墓穴就是他的诗
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１９２８年后成为水沫社和其后的《现代》杂志的作者之一，创作现代派诗歌。１９４１年底香港沦陷，被日军以抗日罪名下狱，在狱中保持了民族气节，次年春被营救出狱。１９５０年因病逝世。
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早期诗歌多写个人的孤寂心境，感伤气息较重，因受西方象征派的影响，意象朦胧、含蓄。后期诗歌表现了热爱祖国、憎恨侵略者的强烈感情。
具代表性的诗有：《雨巷》《我思想》《寒风中闻声》《偶成》《无题》《我用残损的手掌》《在天晴了的时候》《烦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