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朦胧诗”的论争 （一）

    那是一个历史的大变动的时期，山雨欲来，春江水暖，一些青年根本不管右派不右派，总是簇拥着艾青和公刘。而艾青在会上，也不时发出一些出格之言，如宣称自己是一面鼓，有一根针就要“呸”的一声出气。等等。

    这个访问团的消息，是新华社发的通稿，影响很大，一些诗人没有赶上，后来，就另外组织了一次南海之旅。诗人启动了，理论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要有所表现，于是张炯、谢冕他们，当时可能已经组织了当代文学研究会，就策划了南宁的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老同学在文革期间很少见面，就借此机会聚会一番，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了。

3，您在《回顾一次写作》那本书中说：“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直到当时，我还对理论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张炯要求我‘放一炮’，我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和谢冕都坚持。我就提出一个条件，把我的发言安排最后。”您的发言也使得这次会议不得不延期，您能详述一下会议上争论的具体情况吗，会议是以怎样的方式结束的？当时，您和谢冕先生等人在会下有过怎样的交流和反思？您在《为朦胧诗呐喊》那篇文章中说，“一些人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向上级做了汇报。我的名字也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据说，一位老诗人还特意给谢冕写了封信，告诉他要与我划清界限。当然遭到谢冕的断然拒绝。”当时谢冕先生在会上对“朦胧诗”进行了怎样的辩护？

    答：1980年4月，第一届诗歌理论讨论会，在广西南宁、桂林召开。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争论进入了第二阶段：从不登大雅之堂的油印刊物走向了全国性的学术殿堂。从叽叽喳喳的议论变成了严肃的论战，不过这还是口头的，还不能算是最正式的。

    这时顾城的几首诗已经在刚刚复刊的《星星》诗刊三月号上出现，引起了与会者极其强烈的震动。一方面，顾城那些富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诗歌，如：《一代人》（“黑夜给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用黑色的眼寻找光明”）得到了赞赏。但是他的不包含直接的社会意义的作品，例如《弧线》，就遭到了不少人的声讨、质疑：这样“古怪”的东西，也能算是诗吗？闻山先生甚至在大会发言中，说顾城的一些诗是“堕落”。对这些诗最初的命名，并不是“朦胧诗”，而是“古怪诗”：它似乎古怪地刁难读者，下决心让人看不懂。（后来还传来舒婷对于看不懂的批评断然拒绝：你看不懂，你的儿子会看懂。）争论自然而然地爆发了。一派主张对于“古怪诗”这样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堕落的倾向要加以“引导”，而另一派以谢冕和我为代表，则为“古怪诗”为辩护。当年还是中年讲师的谢冕提醒大家：每当一种新的创造产生，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去引导，“采取行动”的结果，不但不是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而是设置了障碍。

    而当时更年轻的我则以坦率而尖锐的演说，把争论推向了高潮，我的话以锋芒毕露为特色。我说，引导派本身在逻辑上存在着悖论：既然你们宣布看不懂，你们又有什么本钱去引导呢？难道不懂就是引导的本钱吗？如果没有什么本钱，又要引导人家，难道凭你干饭比人家吃得多吗？难道看不懂是你们的光荣吗？我的讲话把会场分裂了。一方面，引起与会青年的热烈鼓掌，另一方面，引起对方的愤怒。有些人就说，这不行，这家伙骂我们是吃干饭的。大会发言不能就这么结束，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就溜了。于是第二天的大会发言更热闹，语言上比较意气用事，但还算比较友好。纯粹是艺术理念之争。当然，争论比肤浅，基本上，集中在我那些比较放肆的语言上。我提出的原则性观念却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例如，我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虽然民歌体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但是，诗人都去写民歌体，代工农兵立言，却没有多大成就。田间放弃了鼓点式的节奏去写准五言体的《超车传》，改过来，改过去，直到1958年还在改，越改越厚，越改越离谱，其结果是，把艺术的车子赶到沟里，艺术上“全军覆没”。不管这个“全军覆没”，引起会场上多么强烈的震惊，我继续说，艾青则也去写比较整齐的接近五言的诗歌，歌颂什么劳动模范吴满有，结果这家伙国民党一来，就投降，弄得艾青浪费才华。艾青放弃了他的“散文美”，艺术上，从此一蹶不振。以后的新诗，常常有茅盾所说的“格格不能畅吐”的倾向。何其芳拥护民歌，但是，自己不写，再也写不出稍稍赶上《夜歌与白天的歌》的水平。李季以民歌起家，但是建国以后，就承认，新的生活，民歌形式不够用，改写半自由的四行体。我的这个意思写在我为参加这个会议而写的《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问题》中。（该文收入本书）

    当时广西师大有位徐敏岐先生，显然，注意到我的发言的分量，在会上说，孙绍振的意见，很偏颇，但是，要反对他需要化一番工夫。消息传到北京，震惊了诗坛泰斗，臧克家觉得我是“大放厥词”，写信给谢冕，说，你是党培养的青年评论家呀，你要和孙绍振“划清界限”呀。理所当然地遭到谢冕拒绝。后来我到谢冕家去，他的孩子见到我，就偷偷问，这就是那个“大放厥词”的叔叔吗？

     到了大会最后一天，广西诗人黄勇刹（歌剧《刘三姐》的执笔者）发言，他很气愤，又很幽默。他说，这些古怪诗理论家使我想起了六零年，饭吃不饱，肚子饿。忽然报纸上来了一条消息，说是，只要把树叶泡在水里，过几天，就可以产生一种小球藻，营养比猪肉还强。我相信了，可是肚子不相信，还是饿得要命。现在，在我们诗歌界，出现了一种“小球藻理论家”。骗人的，不要上当。

    大家都笑起来。我也给他鼓掌了。

    反对派以老实巴交的丁力为代表，不无忧虑地提出：危机不在于古怪诗，而在于古怪诗张目的“古怪诗论”。虽然双方语言已经相当的情绪化了，但是，气氛还是比较友好的，当时还有一个人，看出争论的深度，那是后来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长的诗人晓雪，他对谢冕说，老孙的言外之意是，虽然不能否定《讲话》，但是，为了《王贵与李香香》，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我听到了以后，觉得，不愧是第一个写出研究艾青著作的才子。在这个阶段我不知道任何政治压力。但是，后来听说，在会上发言的曲有源，回去后被弄得很惨，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没有遭到在报刊上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