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修辞学提出突破传统修辞学, 向交叉学科的结合点确立专业方向, 向外部世界延伸,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传统修辞学, 并不像西方修辞学一样有那么长的历史, 它是从西方引进的, 在当代西方修辞学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以后, 如果踏步不前, 难免面临巨大的危机; 但是, 如果一味照搬西方的, 也未必就能走康庄大道。在吸取了西方的理论资源以后, 努力建设起富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修辞学, 乃是我们当前必须明确的方向。
西方的理论, 不管它有多么深邃的内涵, 不管它的学科地位多么重要, 总是逃不了一个局限, 那就是它本身是西方文化经验的一种总结,或者说是归纳。从根本上来说, 是一种不完全概括。它不可能是完全的, 但是, 没有一种西方理论不是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姿态出现。尽管他们并不懂得中国的、日本的、阿拉伯的、非洲的修辞实际, 但是, 他们总是以为他们的理论对于世界是普遍适用的。可悲的是, 他们的态度居然同化了我们, 有时也成了我们理论创造的预设。
这就是陆俭明先生之所以一再忧虑的缺乏原创性的原因。
如果不对西方的理论学术资源提高警惕, 加以分析, 可能是辛辛苦苦研究了许多年, 不过是把中国的修辞纳入一件并不合身的西装里去而已。中国的修辞学家, 即使有一千条不足, 但是, 有一点好处是西方修辞学家不具备的, 那就是我们不会奢望自己的理论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当然, 我们也不甘于仅仅作西方的附庸, 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从中国的修辞实际出发, 寻找汉语的特殊交流规律。但是, 我们的文化落伍, 无法直接进行原创性的抽象, 不得已而求其次, 先去借助人家的成就。借助人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重复人家的。一切现成理论, 包括它的话语, 除了它足以澄明的方面以外, 由于归纳方法先天的不完全性, 总有包含着谬误, 也就是所谓遮蔽的方面。看不到人家精彩的东西, 就是自我封闭, 看不到人家谬误的东西, 就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是原创性的大敌。
如何克服教条主义呢? 从理论上来说, 第一, 不要光是从人家强大的、成功的地方出发,而是应该从人家薄弱的, 甚至人家跌倒的地方出发。第二, 凭什么找出人家的薄弱环节呢? 凭自己具备、而人家不具备的语言经验。
这就要对自己的语言作第一手的概括和归纳。
前面说过归纳方法有先天的不完全性, 所以有学者表示担忧, 害怕归纳法的狭隘。认为从理论的建构来说, 演绎法优于归纳。这可能有道理, 西方人长于演绎, 因而比较周延, 涵盖面比较广, 逻辑层次井然, 鸿篇巨制层出不穷。中国人往往长于经验的概括, 难免比较狭隘。而概括往往用的是归纳法, 这种逻辑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归纳方法的局限造成的。西方人的抽象力比较强, 得力于演绎法的广泛运用。他们常常以一种大胆的命题加以演绎, 进行质疑和证伪, 因而容易有理论上的创造。而我们囿于经验常常是拘于例证, 因而理论上的创造力不足。
我想, 这是无庸讳言的。
但是, 我们今天要真正有原创性的修辞学恐怕还不能不更多地依靠直接经验的概括。因为,没有原创性的归纳, 很可能就没有挑战怀疑的资本, 甚至没有自己起码的话语。
我们不讳言直接经验的归纳有它先天的局限, 因为经验总是有限的, 而归纳要求周延, 也就是无限。所以归纳法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悖论。
说到悖论, 在威海的修辞学术讨论会上, 上海一位先生提出, 所有的悖论都限于否定的判断, 其次才是自我关涉。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说, 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回来想了一下, 其实, 悖论的意义广泛得很, 并不一定是在否定的判断之中。如:
如果我们对此有保留, 就不能说, “一切”,也就不能说“一切⋯⋯都是” ———这是绝对。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不相对的知识, 这就是一切知识, 毫无例外的都是相对的, 也就成了绝对。这又与“相对的”是矛盾的。
再如, 拉康认为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象征阶段) , 主体将自身认同于镜子中的幻象, 生活于自己的幻象之中。阿尔都塞又将之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 演绎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 认为人整个一生都处于“镜象阶段”, 生活在自身和外在的想象而非现实之中。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这种泛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身也就是一种镜象, 也就是非现实的、想象的。所以说, 现成理论告诉我们的东西, 可能包含着悖论, 而且不一定限于否定的判断, 因此不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要求我们不要被现成话语束缚住。
当然, 演绎法也有它的先天局限。恩格斯说, 归纳和演绎, 二者都有局限。归纳法的局限在于, 它要求完全, 但又不能完全。演绎法的局限在于, 把结论包含在前提之中。例如, 你要证明汉民族语言是工具, 用演绎法, 必须有个大前提: 一切的语言都是交流工具, 汉语是语言, 因而汉语是交流工具。其实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你的大前提(一切语言是交流工具) , 已经把汉语包含进去了。如果你不能确定汉语是否是交流工具, 你就不能说一切语言都是交流工具。如果汉语的性质还有待证明, 你就只能说, 一切语言(除了汉语) 都是交流工具, 而汉语是语言, 那你就什么也推导不出来。
这不仅是西方文论的困惑, 而且也是人类思维和语言本身的困惑。正是因为方法的局限, 因而不管什么样荒谬的观念, 从宗教的到法西斯的, 从伪科学到伪大批判, 都会有振振有词的归纳和演绎。也正是因为这样, 理论才不能最终证明理念, 而要靠实际来证明。
如果我们片面地用演绎法, 那就可能忙了多少年, 不过是把自己作为例证填入人家的并不一定是周密的理论框架。如果我们更加充分地尊重自己的经验, 那么, 就可能从人家的看来天衣无缝的理论中, 找到裂缝, 从而发明人家没有的话语。重视自己的经验, 重视直接的第一手的概括和归纳, 这是中国修辞学理论突围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从理论到理论, 不能否认纯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 从实际到理论也有它的生命力。一旦进入经验的领域, 语言运用的天地, 比之理论已经进入理论的要丰富得多。
在日常交流过程中, 许多修辞现象, 并没有进入修辞研究领域。最为明显的是开会语言, 我国是一个会议大国, 但是, 我们的会议修辞却是非常的落伍。许多发言、报告都令人昏昏欲睡,这一切没有进入修辞的研究视野。一些荒谬的现象, 有愈演愈烈之势。请允许我作一种非常粗浅的归纳, 这里有两种相反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 用现成的套话来掩饰自己。例如, 在某校的“名师”先进经验交流会上, 一个老师一上台就说: “领导交代我这个任务(指发言) , 我不知能不能完成得好。”这显然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听话的绵羊。演讲者以为这是一种美化, 但是, 这种修辞令人想到了60 年代的人被贬低和丑化, 这实际上与这位老师的地位和心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这是一种修辞伪装, 但却是一种失败的伪装。这位老师, 不是在说话, 而是话在说他, 他贫乏的陈旧的修辞在歪曲他。
另外一种倾向是, 似乎没有任何语言伪装。一位老师也是一上台就说, 今年我双喜, 被选为名师, 又当了师德之星。有人说, 要请客, 等等。一点修饰都没有, 把平时世俗的姿态和盘托出。修辞修辞, 是要修的呀。
高水准的语言交流, 本来是一种人格的提升, 提升到一个双方相应层次的对话, 这与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上述两个人都违反了对话的原则。不是在自我提升, 而是在自我贬低。在我们国家, 每天都在发生这样可悲的事,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学问来研究它。以至于我们这个会议大国, 就成了一个废话大国, 人格贬低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