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好事者打出“进餐要缩短，吃饭要革命”的旗号，发明什么“三分钟吃饭法”，估计没人会感兴趣；或是有人鼓吹什么“精华进食法”，吃的都是可以百分之百吸收的无“渣”精华（达到“无粪便化”），这更是没人会响应。因为人人都知道“渣”（如纤维素）也是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无残渣排泄，消化系统肯定要出问题。然而，一些神童培养法就是把小学、中学课程中的“营养”高度浓缩，并用这种高营养、大剂量的精饲食料强灌学童，以期达到最短时期催肥之奇效。然而，学生的学习完全不同于计算机的资料输入，必须留给他足够的时间，使他得以有精神上的回味联想，学问上的缜密深究，疑难问题的苦心求索。这不仅有利于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与总体整合，还可以养成学生深入探索拓展新知的能力。有些看似无用的“闲”，其实那正是科学诞生的温床。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回忆自己读中学时，对牛顿第二定律公式深感兴趣，一直不停地思考追问“力为什么会等于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正是因为养成了这种对事物本质探究的浓厚兴趣，才使他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够本能地追问一些物理学中的重大问题，并在基本粒子物理方面做出重要发现。那种急吼吼的“超高速学习法”只需要你简单地记住F=ma就行了，没有时间容你仔细思考回味咀嚼，按这种学习模式决培养不出丁肇中。最近在读一本《丁肇中》（顾迈南著），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有人问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教授，他是如何教育丁肇中成才的，丁观海教授的回答颇耐人寻味，他说：“不管他！”对此，丁肇中回忆说：“非常值得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管束我，而总是激励我的兴趣，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他们的子女在学校中得到好分数。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在我少年时代就引导我认识了伟大科学家的工作和成就，对我所做的一切总是给予很大的支持……”有此比较，丁肇中教授认为：“中国有占世界1/4的人口，但并没有占世界1/4的科学贡献，这是有一定原因的。我认为传统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只顾考试，不重视研究自然科学。”
“天才”确实有，但极为罕见，而且他是“天生”，并非“人造”。真正的天才决不是靠优越条件就能孵化得出来的，更不是靠着牺牲家长的全部时间咀饭哺食一口一口喂出来的。许多出类拔萃的天才甚至会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脱颖而出。这些非凡人物横空出世，锐不可挡，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最普通的成长环境中就已体现出真正的不同凡响。伟大的数学家高斯正是这样的神童，当他读小学时，有一次老师让每个学生从1加到100，当别人还在忙于大量数学计算时，高斯却早早地用怯声怯气的童音报出了正确答案：5050。（他敏捷地发现这串加法每一对头尾依次相加的值都是101，总共50对，两相乘积，答案即出）高斯没有事先学过级数、排列组合等方面知识，完全依靠他本人的智慧，天才地找到了解题的捷径。那些靠着大人强喂出的“神童”焉能望其项背，竟敢妄自称“神”。
二
一根无形的长鞭抽打在“学奴”身上——那就是“高考”。这可是一条鞭长可及的超长之鞭，让人们为着一个二十年后的长远目标，从生命之初就一直不停地饱受鞭促之苦。这条鞭子让每一个求学之人都会用掉自己近三分之一的生命有效时间（按60岁退休计）投入到高考的“准备期”之中。严格说来，这个过程从“零岁”时就开始启动，即所谓出生前的“胎教”，随后是婴幼期的亲人教育，选择条件好的幼儿园进行“学前教育”，再后就是力争进入师资力量最好的小学，名牌初中，重点高中，数不清的家教、辅导班、强化班……这些都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去了。它紧紧地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神经。因为“高考”毕竟是条得以让每一个人进入高等级生存的可靠阶梯，目前它还相对地公正，而且可以行得通。
中国历来是个等级社会，作为儒家五部经典之一的《礼》就是一部严格规范这种等级秩序的典籍。但中国的等级制度不同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它的四个种姓及其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生来不变的，有些种姓子女甚至不可以上大学。在历朝历代的中国，这种等级鸿沟之间尚悬一线窄桥可以沟通，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侥幸跨越到更高等级的社会地位，那就是科举考试。这个由皇帝直接掌控的严格考试制度还曾经为外国人所称道。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托马斯?泰勒就曾说过：“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完全是依照一个奉行按能力才干提升官员的良效政府。英国如果不采取公正制度，去挑选和提升官员出任王家公职，必将失去其殖民地。”可见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曾作为一种“公正制度”为域外所首肯。与此颇有相通之处的，中国现行的“大高考”制度之所以牵动千家万户的父母之心，也正是来自于社会上这种生存等极差异所激发出的利益驱动。目前高考依然是让一个人进入高档次文化群体与中产阶层的可靠通途。
中国的“大高考”堪称世界一绝。2006年仲夏，950万人在同一时间，使用同一份试卷，依例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统一考试，何等的壮观，何等的泱泱大国气派，这在全世界都是难以想象的。须知，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口总数都还没有达到我国的考生人数，如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瑞士、保加利亚、新西兰……在中国广阔的国土上，平均每平方公里上就站着一名考生。不知中国的“大高考”将来可否申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完全有可能。中国历史上有三件事情是全世界永远都无法超越的“第一”——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元朝所达到的最大版图（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土面积，北抵北极圈，西达多瑙河、小亚细亚，哪怕当年有“日不落国”之称的大英帝国都无法与之相比）；第三个就是中国的“大高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高档次集体考试的统一行动。短短三天的考试却牵动着中国千万个家庭。看来中国的教育部长应该比国防部长“神气”，仅第一线考生就比国防部长的兵多，更何况还有12倍于此的高考应试“预备军”正按十二梯队序列依次开赴大高考前线。这可都是些拥有较高学历的前沿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进入高等学府成为日后的栋梁之材。
石器时代的中国地界普遍地盛行一大“烤”，不管是北京猿人、蓝田人、和县人，还是后来的大荔人（陕西）、银山人（安徽）、丁村人（山西）、许家窑人（山西）、马坝人（广东）、长阳人（湖北）、河套人（内蒙古）、丽江人（云南）、穿洞人（贵州）、资阳人（四川），他们的洞穴全都飘出过烤肉的香味。多么鲜美的“无公害”野味，绝对的“绿色食品”，今人早已无福消受。万年之后的中国则盛行另一个“考”字，小学考、中学考、大学考、中考、高考、考研、考证、考级、考核……这“考”字几乎伴随了人的一生。而且这又是一个“蝉-螳螂-黄雀”的“连环考”，老师考学生，学生的平均成绩又是考核老师教学的指标，而全校学生成绩、全县学生高考入学率又是考核校长与教育局长政绩的主要依据。
能否废除“大高考”？难！
难就难在如何能保证做到教育公正，入学公正。如果没有了“大高考”，目前的中国比蔡元培任校长时代更难保证做到这种公正。
“大高考”是一个具有高度“中央集权”形态，并在各级政府部门严格掌控下，独立行使“试权”的统一行动。应该承认，它毕竟是目前中国最少腐败渗透，最远离权力金钱人情干扰，相对干净的一个体系。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我们不这么提，只是强调要“独立司法”。但今天的中国至少做到了“两权分立”，那就是各级政府的“政权”与高考的“试权”分立。眼下地方各级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干涉“高考”要比干涉“司法”艰难得多。应该承认时下的中国，高考“判卷”的笔要比司法“判案”的笔“刚性”得多。由此可见，束弃“大高考”长鞭，解放“学奴”必将依托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彻底杜绝权力腐败与金钱腐败；实现真正的民主监督；切实做到社会公正与诚信。这种变革对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三
人类是唯一既需要肉体繁衍又需要精神传承的动物。肉体传承依靠DNA将双亲遗传信息代代相袭；精神传承则依靠教育将人类文明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创新。人类这两种传承竟然是分别受到两种原始欲望的本能驱动。一种是“性欲”，它主宰了人类的肉体传承；另一种是充满好奇的“探究欲”，它主宰了人类在精神世界里的文明传承与发展。英国著名动物学及人类行为学家莫里斯把原始“性欲”、原始“探究欲”与原始“攻击欲”看成是人类自打猿人时期就已经具备的三种本能欲望。“欲”之所驱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的，所以人类天然地具有一种要求学习探究的本能。这一点在儿童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一切全都深感兴趣，事事都爱问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