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你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未可知。
这表面上是邻居的嘲弄，实际上是吴敬梓遵循着胡屠户的迷信逻辑，推导出了和胡屠户相反的结论，使胡屠户的处于荒谬的两难之中，越发显得可笑。接下去的“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虽然仅仅是叙述，但是也很精彩，写出胡屠户为自己的迷信所苦的可笑，又为情势所逼的可爱。他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耳光，使范进清醒过来以后，胡屠户的感觉，肯定是吴敬梓的神来之笔：
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向郎中计了个膏药贴着。
这是吴敬梓对胡屠户的调侃，又进了一步，使胡屠户变得更加可笑，更加可恨，更加好玩了，更加可爱了。可恶的胡屠户变得可笑，可爱的原因是，他的虚幻的自卑感变成了严重的负罪感。吴敬梓的改变原始素材的工力，就在于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进入人物的非理性的情感世界。感动我们的不再是实用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不实用的情感变幻奇观。
到此，胡屠户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尊自大，充满物质的和精神的优越感；第二阶段是丧失了优越感，充满了自卑感；第三阶段则是自卑变成了自我折磨的负罪感。但吴敬梓对他的调侃还没有完结，接着是第四个阶段：当人家嘲弄他说，他这打过文曲星的手杀不得猪了。胡屠户说：
“我哪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和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
他如此迅速地忘却了自卑感和负罪感，迅速恢复了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比之开初所说的(考中秀才，不是因为才学，而是因为考官可怜他年纪老了，尖嘴猴腮，癞虾蟆想吃天鹅屁、不是天上下凡的上的文曲星料，撒抛尿自己照照等等)，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荒谬，更加虚幻，更加不可信；但是，他又更加坦然。这种大言不惭的自白，除了自我暴露，自我安慰，自鸣得意以外，没有任何人相信。吴敬梓把胡屠户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所说的一切，目的是让听者尊敬自己，可是实际上却是自我丑化。这已经是很可笑了，更可笑的是，胡屠户自己却没有任何可笑的感觉。这与前此范进感觉不到自己的可悲一样深邃。待到范进回家：
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这里十分深刻地提示了，胡屠户的自豪感是建立在对于权势者的自卑的依附感上的。等到他视为
老爷的张乡绅来临，他就“连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他大呼小叫的自豪感是和自卑感互
为表里的。
而范进的内心，又与胡屠户互为表里，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完全没有麻木的自卑感；第二阶段，是没有正常感觉的疯狂和昏迷；第三阶段，最鲜明的表现则是和张乡绅见面的一幕：
张乡绅攀谈道：“世先生同在乡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
张乡绅说的明明是假话，当范进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富有的乡绅，哪里会把他当作“乡梓”？哪里会有意来和他“亲近”？范进的回答也是假话，连自己的丈人都对他无端侮辱，哪还敢拜会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士？范进和张乡绅的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说的话，与实际相去甚远。完全不顾事实，却符合官场的身份和礼仪的规范。吴敬梓的才华在于，让他的人物把假话说得心照不宣，一点没有心理障碍。吴敬梓揭示了，这不是一般的客气话，而是客套话，客气的套话。一般的客气话是虚伪，而客套话，就是说虚伪的话而没有虚伪的感觉，甚至是肉麻话也没有肉麻的感觉。张乡绅送了五十两银子，叫他权且收着，又看着范进的破草屋，说“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马上又奉送三进三间的房屋，说目的不过是自己“早晚也好请教些”。所有这些用语，都以与实际情况尖锐反差为特点。一连串的假话，极力反讽范进，连他的破草屋都说成“华居”，白送住房，不说是为了奉承，而是说为了自己拜会，为了自己来请教方便。范进此时，虽然对于成套的假话应对如流，但是，对于突如其来的厚礼，还未立即习惯，不免有点书呆子气地“再三推辞”，而张乡绅却说出这样的话：“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对于这样肉麻的话，范进从容应对，但毕竟如胡屠户所说的“烂忠厚”，还是和张乡绅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一切对答如流的假话，越是假得不可开交，喜剧越是强化。
范进中举的喜剧性已经是够淋漓的了，吴敬梓可能还觉得不过瘾，特地又加上了一个尾声（本课文未选）：接着又有许多人来送田产、送店房，甚至投身为奴仆的，两三个月之间，范进家里，不但陈设豪华，而且仆妇成群。他的母亲，还以为房子家俱是从他人借用的，叮嘱家人不要弄坏了。当得知这一切都属于自己之时：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细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最后竟然不治而死。同样一个人，中举前后，遭遇发生如此这样巨大的反差，这就难怪范进得知自己真的的中举，要兴奋得发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敬梓在这里，揭示了范进性格的社会环境。中举之前，备受欺凌和侮辱；中举之后，受尽无端的馈赠。这样的社会陈规，就造成范进的精神心性的麻木，先是由于卑微而麻木，后是因为暴喜而发疯（这是最大的麻木），最后是虚伪的奉承中不觉虚伪的麻木。这种性格发展暴露了一个“烂忠厚”的读书人的灵魂走向泯灭喜剧逻辑。
范母之死，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把喜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是范进中举昏迷的高潮之后的又一高潮。这个经典片断因此就具有了双重高潮。难能可贵的是，这双重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意味上的。第一度高潮，是单纯喜剧性的；第二度高潮，带来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大喜付出大代价，幸运与代价成正比，使悲剧的死亡，变成可笑。由于悲喜的反差，更加显出喜剧的怪异。范进的喜极而狂能得救，而其母却喜极而亡却无救。这其中包含着多层次的对照：一是，其母乐极生悲与其子范进乐极生悲、悲而复乐的对照，二是，死亡之悲，与整个富贵喜庆氛围的对照。多重对照，使得结局的荒谬意味变得非常丰富。
我国古典悲剧大都受大团圆模式束缚，但是《范进中举》却对这个模式有所突破，悲喜交加，大喜大悲交织。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得到后来者，包括作家和评论家的充分珍视。我要说的是，事实上，这一点，连鲁迅都忽略了。但在文章里删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