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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心灵栖居的三个世界——读《荷塘月色》兼究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之由,
当然，读这份年谱，是为了了解早婚与多子女对朱自清的人生和心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与《荷塘月色》创作有无关系，有怎样的关系。
只要我们细读朱自清写于1928年6月的散文《儿女》，就可知早婚与多子女对他的生活和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
《儿女》一文的开头写道：“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文中明白告诉我们，当初结婚并非朱自清所愿，家室的拖累，已使朱自清不堪重负。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痛苦和无奈。尤其是提到看到胡适的话，感到吃惊，仿佛梦醒。我们可以猜想，结婚时身为入学不久的北大哲学系学生的朱自清，与当今那些重点大学的高材生一样，踌躇满志，心怀高远之理想，一生欲成就一番大事业。胡适与培根的话，不啻是给了他当头一棒。但是现实只能接受和面对。“‘命定’是不用说了”，有了孩子，“他们该怎样长大，正是可以忧虑的事”。（见《儿女》。下文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同。）
但孩子众多，年纪又小，家里吵吵闹闹是免不了的。这种吵闹让朱自清无法在家里静下心来看书和写作。“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分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们知道，朱自清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教书与做学问，都极认真。从中学教师一跃而成为大学教授，从一名作家、诗人转变为学者，朱自清又是一个危机感极强的人。在后来的日记中曾多次记到自己做的梦，梦见自己因学识不足、研究精神不够而被清华大学解聘②。因此，平日里身边孩子的吵闹，对于一心想静心看书做学问的朱自清，自然是一种“磨折”。“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写《荷塘月色》时，朱自清已有四个孩子，且妻子已怀上了第五个孩子。朱自清来清华大学任教的前一年半时间，因眷属留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工作与生活都较为清净。1927年1月，接妻子并一儿一女来北京，在途经上海时把另两个孩子丢下，由朱自清母亲带往老家扬州。《儿女》一文记述了父母与儿女分离的情景和此后朱自清惦念儿女的心情。分别时，“他（指长子阿九——笔者注）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初，正是放暑假之时，“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阿九的话此时肯定萦绕在朱自清夫妇的耳边。接还是不接？夫妻俩当时怎么商量决定的，我们无从知道。但最终还是没有去接。夫妻俩作出这个决定，肯定有他们的苦衷。说到苦衷，我们千万不能忘了朱夫人武钟谦此时已怀上第五个孩子这一事实。按朱自清的第五个孩子出生时间（1928年1月）推算，1927年6－7月刚好是朱夫人怀孕得到确认且妊娠反应强烈之时。而当时朱夫人（卒于1929年11月）的身体状况已越来越糟，这从朱自清《给亡妇》一文可以得知：“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四个孩子，已让朱自清夫妇感到照料不周，身心俱疲了，而第五个孩子偏偏又是在朱夫人身体状况转向恶劣的情况下不期而“孕”的，这对朱自清夫妇的生活和心理造成的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原先的生活安排被彻底打乱了。年初已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北京，此时更无去扬州接另外两个孩子来北京的可能了。1927年的6－7月间，对朱自清来说，是到清华任教以来家庭生活烦恼最重的时期，也是结婚以来家庭生活烦恼最重的时期。《荷塘月色》中起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我们要究其原因，无论如何是不能忽略朱家的这些大事的。况且，朱自清作为一个作家和父亲，敏感的心灵又如何不牵挂远在扬州的儿女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对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之因持“国不宁静说”的人，往往引朱自清写于1927年9月27日的《一封信》和写于1928年2月7日的《那里走》为证。其实，在这两篇文章里，都能找出两面的证据，来支持“国不宁静说”和“家不宁静说”。如《一封信》里开头写道：“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那里走》里也说：“老实说，我对于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太有兴味顾虑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饭’，才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来维持着彼此的关系的。”对于是否参加革命，朱自清说，“一个连妻子，儿女都无心照料的人，那能有闲情，余力去顾到别的在他觉得不相干的人呢？”《荷塘月色》末尾说“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朱自清所惦着的怎么会是那些“在他觉得不相干”的人和事呢？
在探究了周围相近相邻文本之后，下面我们再回到《荷塘月色》文本自身。当我们把造成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锁定在“家庭生活”方面时，长期困扰各方读者、引发歧见最多、甚或一度遭到删改的《荷塘月色》第七节以下文字的解读就豁然开朗、贯通顺畅了。
朱自清用三大节文字重墨描写荷塘月色之后，第七节开首“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由眼前的荷塘月色而联想到江南采莲，这相关联想的背后，是否深藏着什么呢？本文前已有述，作者以江南采莲来映射理想世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还可发现：作者大段引用梁元帝的《采莲赋》，对少年男女采莲场景充满艳羡向往之情，这不正是对家室牵累的一种心理反叛吗？只有深受家室之累之苦的成年人，才会这样发自内心地向往这种自由、无拘、幸福的未婚生活啊！只可惜这种生活对于深受家室之累的朱自清来说，“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去年曾读到《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年马克思后悔什么》③。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说：“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马克思在给未婚女婿拉法格的信中表示：“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不再结婚了”。婚姻，对于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朱自清，确是一种累赘。马克思与朱自清，都是多子女的人。马克思与燕妮结婚，生有七个子女。朱自清与武钟谦结婚，生了六个子女。武钟谦去世后，与陈竹隐结婚，又生了三个子女。婚姻的累赘实际上是子女的累赘，尤其是多子女。为人父母者都知道，仅仅一个孩子，从小拉扯大，就要父母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子女的数和安乐的量恰成反比例”，“子女是一种重大的压迫……在小资产阶级，新兴的知识阶级最能敏锐地感到这种痛苦”。（朱自清《父母的责任》）但在缺乏有效节育技术的时代，要避免这种痛苦，大概只有逃避婚姻一途。
自由生活“已无福消受了”，还是接受现实，面对现实吧。朱自清“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大家都知道，《西洲曲》是一首表现爱情的南朝民歌，“莲子青如水”意即“怜子情如水”。在文言语境中，“怜”为“爱”，“子”即“你”，“怜子”表示爱恋之意。朱自清此时为什么记起这首《西洲曲》，且紧接着说“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呢？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朱自清引用《西洲曲》中的这四句，与爱情无关。朱自清是一个正派为人、诚实为文的人，他在《论无话可说》中谈到自己：“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显然，朱自清此处引用《西洲曲》，要表达的应该是另一种意思。这正如曹操《短歌行》引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源于《诗经•郑风•子衿》，写的是姑娘思念情人，曹操《短歌行》却用来比喻渴望得到有才识的人。那么，朱自清“怜子情如水”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只把“怜子”二字作白话解即可，如同鲁迅《答客诮》诗中“怜子如何不丈夫”一句，为“怜爱子女”之意。想到“莲子青如水”（怜子情如水），朱自清接着说，“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惦着”的意思是挂念、放心不下。那么，“江南”又有什么让朱自清挂念、放心不下的呢？我想，这自然是身处扬州老家的一双儿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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