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论文：浅谈自由经济意识形态
本文一方面通过比较部分香港经济学者的中英文著作，探讨他们翻译西方经济理论时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方面，亦会分析他们以中文书写的“经济学散文”的措辞技艺，包括武侠小说比喻的应用和引用前辈和权威的书写方式。尽管他们的文章旨在宣示严肃的经济学知识或“科学事实”，但实际上“经济学散文”却是通俗的读物，其书写方式并不鼓励读者仔细探究文章所载信息。“经济学散文”为读者创造了一个经济学的小说世界，用以说服读者接受自由经济的价值观。此外，本文亦会探讨香港的特殊地缘政治及历史脉络，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负面形象长久地被主流论述用来“证明”资本主义较为优越，使香港市民接受这种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更为容易。
自由经济意识形态的偏见
尽管自由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看似壁垒分明，但两派都把“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支柱。他们最大的分歧是：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是百利而无一害；马克思主义者则相信它们弊大于利。这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Analytical Marxism）的经济学家，能够接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架构（例如一般均衡模式型及理性选择），却同时也能对自由主义者所下的结论狠狠批判。
然而经济史学者和有强烈历史感的政治经济学者却指出，将资本主义混同为“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是错误的。例如博兰尼（Polanyi）便指出，在十九世纪之前，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从未出现“自由市场”。布洛克（Fred Block）继承了这个论断，指出就算在美国这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自由市场”也没有充分发展。专注于研究东亚经济发展的学者也同样指出，“自由市场”从来不是导致这区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
同样，“自由贸易”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中，也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据法国经济史学者巴路殊（Paul Bairoch）的研究，“自由贸易”的实行，至多只是一种历史特例，而不是一种历史常态。欧洲能被视为“自由贸易区”，充其量只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二百年中的其中五十年，其余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便正如十六和十八世纪那段时期一样，把欧洲描述为保护主义或重商主义会更为确切。这不但适用于欧洲，同样适用于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当时美国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虽然美国自二十世纪中开始大幅降低关税，却依然存在其他贸易障碍，例如自愿出口限制、多纤维协定、产品标准化要求等等。与之相似的是，东亚这些所谓新兴工业国家的贸易活动，也向以政府干预著称。以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历史著称的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更进一步指出，不但“自由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本质根本就是“反市场”的。
虽然欧洲、北美以及东亚新兴国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中心，但私营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总体经济中的角色，恐怕是被高估了。举例来说，大多数的欧洲富裕国家和东亚的经济体都有很大比例的公营事业，包括炼钢、造船、炼油、采煤、铁路、航空运输、电力、煤气、邮政、电讯及银行。相对于公营事业众多的其他国家，日本和美国可能是两个异数。但这两个国家却同时拥有发展完善的股票市场和大量“集体拥有”的上市公司。二次大战后，两国股票市场的私人持股比例便不断下降，机构控投则持续上升，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日本想查出究竟谁是大企业的最终拥有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大部分的企业股票是互相把持的。
“私有化”（privatization）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1980年代世界各地的私有化浪潮，主要是由政治因素导致，就是要压榨中下阶层的收入，而非想使经济更富效率。尽管如此，私有化在大多数欧洲富裕国家中还是不太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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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对上述世界经济的“非私有”以及“非自由市场”特征，肯定不会一无所知。但令人惊讶的是，“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成功支柱的意识形态，还是在各处广被宣示和接受，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归化习见式翻译和经济学措辞
翻译一向被当作是跨语言的践行，对一些被认为是已经存在的意义的一种透明和流畅的再现。但自1980年代开始，那种把翻译只当作是不同语言间的一种互换过程，而译者的角色完全是隐形的观念，逐渐受到挑战。
温努提是众多批评这种对翻译的传统理解的评论家之一。温努提指出，对“透明”和“流畅”这两个传统翻译理论标准的追求，就是“归化习见”的翻译策略。这种策略所提倡的，“是以流行的用法，保持习以为常的语法结构，使词句的意思固定下来等方式进行翻译，使文章通俗易懂”。
根据温努提的研究，英美两国的翻译实践长期以来受到归化习见式翻译策略的影响。编辑、出版商和评论家都是鼓励这种做法，因为流畅的翻译作品“可读性高，因此能保证市场的销量，使作品成功地商品化”。
温努提认为：“英文中所谓的流畅翻译，是以当下（‘现代’）语言来代替古语，用广泛使用的语言而不选用专门化的语言（‘术语’），采取标准语言而舍弃俚俗方言，避用外来语（洋泾滨语）……流畅的翻译也有赖于不尽忠于‘不太地道的’外国语法结构。”
尽管语言学面向的确是理解归化习见式翻译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温努提的“归化习见”概念并不局限于分析翻译的语言。归化习见式翻译的另一个面向，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是其政治的性质。用温努提自己的话来说，归化习见翻译是“即时便能被辨认和理解的，是‘习以为常’和‘地道’的，而不是‘使人不舒服的’异外（策略），能够使读者无阻碍地‘接触伟大的思想’和吸收‘存在于原著的内容’”。换句话说，归化习见式翻译能把思想和概念转化为读者熟悉的东西，从而使阅读变得舒服。这种“舒服的阅读经验”不但来自流畅的语言，而且来自翻译的文本采用了被认可的主流教条和主导意识形态。对大多数的译入语的读者来说，这些教条和意识形态是很容易接受和消化的。简而言之，“归化习见”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更加巩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如森古达（Sengupta）指出：“……翻译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中包括对权力关系的操弄，目的在于建构源文化（source culture）的‘形象’，以保持和巩固主导群体的霸权统识（hegemony）。事实上，这些‘形象’建构了‘他者’，为源文化创造了一种身份，使译入文化能够把它辨认为源文化的再现，作为对译入文化自身而言遥远和不可达的那个世界的‘？媸怠瓯尽！？nbsp；
因此，归化习见式翻译让读者舒适地消费“外国文化”之余，也同时化解了外国文本潜在的颠覆性。与归化习见的翻译策略相比，温努提提出了“异外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策略，作为进行翻译时的另一种选择，他说：“异外化的翻译强调要表现外国文本的不同之处，而这只有透过打乱译入语中的文化符号才能做到……例如选择翻译被本地的文学典律（canon）所排拒的外国文本，或以一种被边缘化的论述从事翻译，也就是说，尽量偏离本土的规范，以达到一种新奇意外的阅读经验。”可见，异外化的概念和与它相对的归化习见式翻译，应该从（文化）政治方面，而非仅仅从语言学方面去理解。
1980年代期间，对社会科学的措辞研究如日方中。至今措辞分析已被广泛运用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类社会科学。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经济学家麦克洛斯基最先运用措辞方法去分析经济学家的著作。通过仔细检视经济学文章所用的语言和研究社会科学家如何说服读者，措辞分析方法确实能够使我们更深入了解社会科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