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后又出版《爱眉小札》，这是到台湾后所看见。其中都是志摩和小曼的情书。小曼的文字，虽似乎没有多少旧文学的根底，但清丽自然，别具一格。她虽以生活关系与翁瑞午同居，对志摩仍念念不忘。我和清阁去看望她的时候，见她桌上供着志摩遗照，前面摆着一小瓶鲜花。她一心想替志摩出个全集，许多书店都愿意为她发行。但以志摩尚有大批未曾发表的作品及日记等陷在某某几个人手里，无论如何，不肯归还，以致发行全集的事成为画饼。这几年，听说小曼也在上海病逝了，印全集的事当然更遥遥无期了。
现在以志摩表弟蒋复璁先生及老友梁实秋先生之努力，志摩全集即将在传记文学社发行，这真是文艺界的莫大喜讯。但不知那些勒扣在人手里的文件曾否合浦珠还，设其不然，则仍然是个缺憾。 我也不知志摩作品为什么会落入人家手中？人家又凭什么理由坚扣不还？若那些作品仍然尚在，则将来尚有面世之日，替志摩编全集的人来个“遗补”也就算事，只怕《幽闲鼓吹》所记一代鬼才李长吉大部分的诗歌被嫉恨他的人投诸溷厕，那就太煞风景，也太可惜了！
现在且来谈谈志摩的作品。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名《志摩的诗》，出版于民国１４年夏间。我那时甫自法国里昂回到中国，阅报见此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写信去买了一部，那是一本中国书籍型式的出版物。深蓝色的封面和封底，丝线装订，白纸浮签写着“志摩的诗”四个字，想必出于志摩的亲笔。内部书页用的是上等连史纸，印的字是仿宋体，古雅大方，十分可爱。我在法国时也常从同学处借阅国内新文学书籍，晨报副刊也能经常入目。志摩有些诗像《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早经在海外拜读过，现在能读到他全部的作品，当然欣慰。可惜这部诗集不久便被人借去，索回时，托言遗失，道歉一番了事。民国１７年，此书改付新月书店发行，改成洋装本，里面的诗也删去不少，想到从前那本古香古色的版本，至今尚令我怀念不已。后来他又出版《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几个诗集，我都购备过。抗战随校入川，许多书籍带不了，只好寄存某处，８年后复至原来寄书处取归，有几箱已饱白蚁之腹，志摩的集子当然也是只字无存。
“徐志摩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说话的人是志摩的好友，但这句话以后却常常流露于反对派之口。这些反对派当然是所谓左派文人，于是本来是衷心的赞美，却变成了恶意的嘲讽。他们的意思是：哼，像徐志摩这样诗人在诗坛上本来毫无地位，现在却说他是曾奠定诗坛的基础，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吗？但是，我们假如摒除任何成见，将志摩对于新诗坛的贡献一为检讨，便将承认这句话并非过分的恭维。
五四后新诗的试作者是胡适之，谢冰心，郭沫若三人较为突出。胡先生是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他的诗集名为《尝试》，无非是想替新诗开辟一条道路，引导人们向那个园囿走进，自己并不想做那园囿的主人。况且诗之为物，“感情”、“幻想”等等为唯一要素，像胡先生那样一个头脑冷静，理性过于发达的哲学家，做诗人是不合条件的。冰心深受印度泰戈尔的影响，《春水》、《繁星》两本诗集，以哲理融入诗中，句法又清隽可爱，难怪出版后风靡一时，不过她只能做十几字一首的小诗，而且千篇一体，从无变化，取径又未免太狭。郭沫若的《女神》，一意模仿西洋，并且不但多用西洋词汇，字里行间又嵌满了外国字，满纸鸢饤，非驴非马。而且他的诗大都是自由诗，自命豪雄，实则过于粗犷，至于那些二流以下的诗人像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成仿吾、王独清、钱杏邨……虽努力作诗，却都没有什么可观的成绩。直到民国十一、二年间，徐志摩自英伦返国，发表《康桥再会吧》、《哀曼殊斐尔》等篇，其雄奇的气势，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辞藻，既盖过了当时一般诗作，而且体裁又是崭新崭新的。既不像《尝试集》那种不脱旧诗词格调的窠臼，也不像《女神》之剽窃惠特曼（Ｗｈｉｔｍａｎ１８１９—１８９２，美国倡自由体的诗人）馀绪，弄得卤莽决裂，不可响迩，这当然要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产生中国新诗今日才真正诞生的感想。说“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是一毫也不错的。
志摩诗的体裁变化多而极速。他今日发表一首诗是一种格式，明日又是一种了，后日又是一种了，你想模仿他已模仿不了，所以我曾戏说别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据他的朋友陈西滢替他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的体制做过一种统计：计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奇偶韵体”、“章韵体”等等。（这里所谓“骈句韵”“奇偶的”都是西洋诗的用韵法，与我国旧诗骈句对偶不同。）
志摩后来成为新月诗派的台柱。他以前虽也做些散文诗，自由诗，后来却倡议新诗须有格律，大家讥笑说这是豆腐干块，遂名之为“方块诗”；又说新诗正从格律谨严的旧诗体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现在又讲什么格律，不是又给自己加上脚镣手铐吗？新月派却回答说：“我们正要带着镣铐跳舞。
带着镣铐跳舞而能跳得好，那才显出诗人的本领１
志摩的散文我也异常欢喜。第一部散文集子《自剖》里面便有许多令人百读不厌的好文章。还有《落叶》、《轮盘》、《巴黎鳞爪》我也曾拥有过，可惜也和志摩那些诗集一样，喂了那可恶的瞎眼虫子！
志摩是个写散文的能手。我曾说过：写新诗态度谨严自闻一多始，写散文态度的谨严自徐志摩始。志摩在《轮盘集》里自序说：“我敢说我确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他又提出西洋散文家如Ｇ．Ｍｏｏｒ；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等人的作品，说道：“这才是文章，文章是要这样写，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高抑列奇界说诗是‘ＢｅｓｔＷｏｒｄｓｉｎｂｅｓｔｏｒｄｅｒ’，但那样的散文，何尝不是‘ＢｅｓｔＷｏｒｄｓｉｎｂｅｓｔｏｒｄｅｒ’。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他们是魔术家。在他们的笔下，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把古奥的字变成新鲜、粗俗的雅驯，生硬的灵活。”这话正可说是志摩的自赞。
志摩唯一戏剧集《卞昆冈》听说是和陆小曼合著的。据说全戏结构虽出之志摩之手，故事大纲则出于小曼，对话之国语化，也是小曼的功劳，因此此剧就等于他夫妇合作的产品了。这剧据余上沅的批评谓富于意大利的戏剧氛围。他说道：“从近代意大利戏剧里，我们看得见诗同戏剧的密切关系，我们看得出他们能够领略人生的奥秘，并且火焰般把它宣达出来……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者怕免不了‘死城’和‘海市蜃楼’一类的影响罢……其实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这也是在《卞昆冈》里处处流露出来的，我们且看它字句的工整，看它音节的自然，看它想象的丰富，看它人物的选择……”
不过，我承认我对戏剧的低能，对于《卞昆冈》这个戏剧实不知欣赏。其缘故便是诗人不该处处把诗放在粗人口中来说。像剧中主角卞昆冈是个石工，老周是个算命瞎子，而他们说的话居然诗趣洋溢，哲理高深，甚至高级知识分子都无法说得出，只有志摩自己这样诗人才能，这不是太不自然吗？
诗人以３６岁之盛年而竟以一场横祸脱离人世，原是文艺界莫大的损失。但是早死在他个人也未始竟为不幸，因为人们对他的惋惜与哀悼，反会因此而加深。前日读到一篇题为《夭亡》的文章，早死的诗人如雪莱、拜伦，在人们记忆里永远是个年轻的影子，悼惜之情比对头童齿豁者自然不同。我以为这话也颇有道理。况且“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一个天才诗人在这红尘世界本来难于久留，他留下那一闪光亮，便是照耀永世的人心了。记得诗人曾有这样一首诗道：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