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不仅要把握整体，而且要抓住重点，而且两者相互依存，无彼即无此，不可分割。讲3个重点：
第一点，“仁”。
前面讲了：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论语·里仁》中最清楚，孔子告诉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得十分准确：“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就是“仁”。忠，就是中心，把心放在当中，就是孔子明确地告诉子贡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仁”；恕，就是如心，将心比心，就是孔子明确地告诉仲弓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仁”。忠是从正面讲的，恕是从反而讲的。其实，《论语·颜渊》有章也是讲这点，“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成人之美是忠，不成人之恶是恕；而小人是不忠不恕。在《论语》中，或强调忠，或强调恕，都是一个意思。《论语·卫灵公》有一章：子贡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中，“主忠信”出现了5次，分别在第一、八、九、十二、十五篇中，真不少!第八篇《泰伯》中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讲得也十分明确了。可以说，“仁”充满了《论语》。 在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事，前几年有人说，不少人一再引用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上有人讲过：“人类要生存下云，就必须回到25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智慧。”这件事子虚乌有，毫无根据，以讹传讹，自我标榜。但是，有位退休老工程师、中国传统文化热爱者胡祖尧更是查出了，在1988年《堪培拉时报》登了这件事，消息是帕特里克·曼汉姆从巴黎发出的。正如本文开始所讲，讲这话是位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斯，他是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我认为这个讲话是有道理的，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高度，而且还在高速发展，完全可以左右人类社会与命运，乃至毁灭人类。人类所最需要的是“关爱人”，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仁，即所谓“孔子智慧”。你看：仁兄，仁弟，仁人，仁爱，仁义，仁政，仁君，仁义之师，仁风……，多得是!应该说，孔子智慧是一个抽象，即东方文化核心的抽象，正确处理人与人、与集体、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更一般地讲，世界的一切，就是“关系”，就是“处理关系”。我们所努力的，就是尽可能正确地去认识关系，把握关系，处理关系；人类社会也逃不出这个“关系”。“关系”和谐，方能存在与发展；“关系”不和谐，必导致灾害，甚至必遭到毁灭。
第二点：度。
“度”，太重要了!“中庸”就是讲“度”。《论语·先进》讲的对：“过犹不及。”过头，不及，都不好。朱熹解释说：中，就是不偏不倚；庸，就是永远不改变。《论语·泰伯》中，孔子就讲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已乎!”我认为这确实很对，什么事都是讲究“适度”，“适可而止。”列宁讲过，真理多一步就是谬误。中国自古以来，就认识到“度”的重要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论语·尧曰》中也讲了“允执其中”。恰当地把握事情之“中”，“中”就是“度”，这就是关键所在。黄金分割，0.618就是一个“中”、“度”，按0.618；0.382来分割、来分配线段，看起来就最美。其实，还有不少事情，也得按这个比例办。大家都知道，老子最讲究“度”，“物极必反”，要知足，知止，不盈，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一书充分表达了这一辩证思想。
中庸，决不是搞折中主义，搞和稀泥，搞无原则；中庸，决不是懦弱，缺会勇敢，不敢进取。事情总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问题就在于把握度，不要转化成坏的一方面。如何把握“度”?在《论语》表现为“礼”，“礼”是度量的标准；不达到不行，过头也不行。“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更大的是“克已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而言，非礼勿动。”我们现在已习惯讲一句话：“要有礼貌。”
还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光明日报》1999年1月27日有个报导，“中国传统文化对计算机技术的一大贡献——访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唐稚松院士”。唐稚松院士创造性地主持开发了计算机软件XYZ系统,获得了199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赢得了国际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1996年获得者以色列A·卜诺里的高度称誉。日本软件工程协会主席岸田孝一对这个系统的评价是：“尽管系统所采用的数学理论来源于西方,但构造此系统的基本思想却是孔子的中庸哲学和佛教禅宗的认识哲学。”这对那些自我菲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我还推荐《荀子》中讲的一个故事，作为孔子讲“中”的注解，“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第三，新。
“新”这点之所以要讲，因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把孔子打成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复旧派、倒退派的代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第一章这两句话成了如山的铁证。事实上是，孔子当时面对中国两千多年的传流下来的文化及杂乱的典籍，散佚流失，深感整理工作亟为迫切，立志整理删订《诗》、《书》、《易》、《礼》、《乐》，作《春秋》，保留与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立了大功，这本身就是一大创新。如果没有这一番整理删订与论作，就很难想像今天是什么情况了!我们有个重大的社会工程，叫做“夏商周断代工程”吧，没有孔子，可能变成“夏商周秦汉断代工程”了!
再说，《论语》中孔子明确主张“损益”。《为政》中的子张问十世这章，孔子讲得十分清楚：“殷因于复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指继承，“损益”指减少与增加。《八佾》中，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夏崇尚“鬼”，殷崇尚“质”，而周崇尚“文”。你看，百世后变迁，孔子也赞成对周的“文”来个损益。还有，《子罕》中孔子坚定地讲：“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孔子歌颂后来人呢!当然，我们不必为古人，为孔子护短，但也不应超越历史条件去贬古人之短。孔子只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保守，但决不能把他打成保守派。读一读《四书·大学》的“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读一读《易经系辞》的“富有之谓之大业，日新之谓之盛德”，这都是孔子的思想，保守派的帽子决不能加在孔子头上。 三、要下学而上达地读
所读的、所听的、所接触的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形而下的，这是下学；作为人，作为高级人才，还得上达，上达于抽象的、一般的、形而上的。《老子》讲得太好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读书、学习，就要能下学上达。中国古籍，包括经典著作，都是在当时形成的，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因此，只看形而下的，不问形而上的，那大量的内容，甚至大部分内容都得“打倒”，变成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了。所以，一点也不奇怪，“文革”中就有一种论调：“清官比贪官还坏!。为什么?因为清官麻痹了群众，阻止群众起来革命；而贪官暴露了黑暗，激怒群众起来造反。至于不属那种要“打倒”的内容，当然也得下学上达。现谈3点，其中两点是要“打倒”的。
第一点：“君君，臣臣，义义，子子。”
《颜渊》有一章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义义，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在“文革”中，这章是孔子罪该万死的重大证据之一，孔子不准造反!这还得了!形而下地读这一章，孔子的话一定得批判。如果形而上地读，孔子的话含有深刻的管理哲学思想：“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社会上人没有“位”的区分?“位”上的人没有“职”的不同?有“位”就得“在”其位有“职”就得“司”其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就是有两方面：一是事物必须相互差异，例如，“君”、臣”、“父”、“子”；二是事物的差异又必须彼此和谐，例如，“君”、“臣”、“父”、“子”各自的言、行及一切就必须象个“君”、“臣”、“父”、“子”，所谓“象”，即能使得彼此和谐。显然，可以说，“管理”就是“差异”与“和谐”的统一，这是管理的哲学思想吧!生物就最讲究“差异”与“和谐”。人的大脑是中枢、中央机关；心跳每分钟多少次，重要吧，肺呼吸每分钟多少次，重要吧，肠、胃每分钟蠕动多少次，重要吧，大脑都没有管。大脑只管自己该管的事，心、肺、肠、胃、各器官、各系统，人体各部分彼此大有差异，又只管自己该管的事，不越位，不越职，自己十分自律，彼此十分和谐，形成一个完美的有机整体。如果有哪个部分越位越职，不顾全局，“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那就是胡来，那就是癌症，那就麻烦了!生物本身的管理，给我们树立个管理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