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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终结——一种对诗人穆旦晚年的理解

    11-14 22:52:30    浏览次数: 709次    栏目:高一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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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郭保卫为我们回忆的一幕。是郭保卫,而不是别人。无疑,这种搏斗和那一句“不致令人身败名裂”是紧密相连的。“不致令人身败名裂”真实地暴露了穆旦不写诗而用“出乎预料”的速度翻译诗歌的最根本原因。写诗在政治专制的时代是一件“令人身败名裂”的事。译诗则可以避开这一点。因此,译诗实际上成为一种“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手段。因此,诗人与翻译者角色的颠倒是由表及里的:他在悲观怀疑(恐惧)之中“放弃”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他又在明知无望出版的情况下,仍孜孜不倦地译诗。这又是穆旦的自我退缩:只是这一次它被一种大规模的翻译、一种张扬的姿态遮掩了。   

    这是一种无奈的张扬,穆旦翻译的动机已经表明了他的处境;穆旦处理译稿的态度更是提示了翻译上的“张扬”是无奈的。穆旦非常珍爱自己的译诗,无力处理自己的译稿却由来已久:1968年8月,一次被红卫兵批斗、抄家之后,穆旦面对满地的碎纸、破书、乱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那一刻穆旦的激动,显示了片刻前的身体拷打之苦和极度的恐慌是并存的。1975年,他试图抓住结识才几个月的新交郭保卫:在这一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就是前面已经提及的那个秋天的夜晚)与郭保卫在北京站分别时,穆旦设想了许多保存译稿的方案,结果又一个一个推翻。最后,他对郭保卫说:“你看,我译的这些书,有用吗?……如果给你,放在你那里怎么样?你怎么处理?”郭保卫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他是怎样回答的:或许他根本就无从回答,谁能轻易地承受得起另一个人对于未来的嘱托?1977年2月,穆旦去医院动手术前,拿着一箱译稿,对最小的女儿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个小手提箱的译稿,也可能等你老了,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对他的妻子则说:“我已经把我最喜欢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也都整理好了”;可是“该译的诗都译完了,译完了又去干什么呢?”这些无奈的言语举动,无比真实地显示了一个身处黑暗的命运隧道中的人所呈现的悲观情绪。   

    这样一来,穆旦晚年生活本身中的悲观实际上是不断沉积的,是多层推进的。不凑巧的是所谓“屋漏偏遭连夜雨”,1976年初,穆旦在一次骑自行车时摔伤了腿,这一事件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悲观因子。在致郭保卫的信中穆旦多次谈到:腿摔伤以后,“日子是太单调了,心情也沉沉的”,“经常躺着,心情常灰色”,“现在是门前冷清,更觉得头脑空洞,乏味得很了”。在这种情况下,陶潜《归园田居·二》式的人生无常之叹成了他内心的慰藉。穆旦多次说过他不喜欢读旧诗,他不读则已,一读竟然就和自古以来落魄文人的那种无常之叹连接在一起了。可是,陶潜尚有一园田居可归,穆旦能归向何处呢?与同时代的一些与他亲近的文人相比,他的悲观气质尤为明显。他对郭保卫说过:“自古诗人以愁绪为纽带,成了知交。我的朋友杜运燮原是写诗的,但现在变成了百分之百的乐天派,因此情绪就谈不出来。现在你的来信补了这个空隙。可是,年青的诗人,我想劝你……”这段话结束于无尽的省略,他并没有将他的意思说尽。   

    这个时候,再回头看看穆旦的诗歌,我们会发现穆旦晚年的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是用现代语言再现了古人悲秋之叹。一首《秋》,诗人努力想把生命归结为和谐和恬静,但在“一切安宁,色彩明媚而丰富”中,他预想着没有降临的“死亡的阴影”;在“呵,水波的喋喋,树影的舞弄/和谷禾的香才在我心里扩散”中,他又“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书”。在那首极为静穆的诗作《冬》中,穆旦在第一节中最初反复咏唱的是“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它在抄送给友人如杜运燮时,杜运燮认为此句如此复沓“太悲观”,以致最终成为了现在四句不同的咏叹调,“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这一连串的修改后,“严酷的冬天”固然还在,境界却大不一样了。杜运燮诸人成功地将乐观的异质的情绪、诗思加入到了穆旦的诗歌中。   

    确凿的是,这种改变更加显示了穆旦的悲观,惟有悲观至极才会引起改变。而以此来观照他的诗歌翻译,那些数量庞大的翻译真是一个巨大的幌子。   

    写到结束的时候,想起在穆旦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出版的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一书中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穆旦1975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照的。照片上的穆旦多少有些像一位老农民,脸上流动着一种满足的、慈祥的微笑。这与他于1949年和1952年在美国拍摄的两张照片上的微笑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样出自这本纪念文集),这种微笑让人觉得悲观似乎不应该为穆旦所有。而在不少的回忆性文章中,当时亲近他的人,大都说他信念坚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也多少是一种迷惑性的文字。   

    这也是我的困惑。在我对穆旦三四十年代诗歌进行了有限的研究以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穆旦写作最终趋向是悲观的。因为这种悲观,穆旦很可能混淆了写作与生活的界限。这种混淆无疑会加大他的悲观意识。但这和当时照片上的年轻的带着笑容的穆旦是相违背的。看到这些照片我内心的不安就会涌现出来:那些理解未必是真正的理解。诗人那种悲观气质更多地沉淀于他的内心。诗人在他给别人的信中,在他的诗中,在他的只言片语中留给了后人许多思考的线索。我想,他或许就是在期待有人替他牵引出来。    

    注: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引文较多,出处不一一说明。 

主要参考书目有: 

     〔1〕杜运燮等人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为穆旦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 
     〔2〕杜运燮等人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3〕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4〕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此集除收入穆旦的代表诗歌外,还收入部分论文和书信。 

易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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