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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同步素材——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
也与韩愈一样，李贺极注意语言、意象的新颖，这是他的诗歌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据说他作诗呕心沥血，他母亲因此而叹息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但同样是辞必己出，决不蹈袭前人，韩愈多用古字、生僻字，李贺则用不寻常的组合来取得特殊效果；韩愈诗的意象给人以力量的震撼，李贺则给人以心理的刺激。抑郁、痛苦的心境，使李贺搜寻新颖意象时，多偏重于枯寂幽僻的一类，“老”、“死”、“瘦”、“枯”、“硬”这种语汇是他常用的。
然而李贺又是一个生命欲望极其强烈的诗人，他并不喜欢纯粹的空寂落寞，而是在荒凉中追寻斑斓的色彩，在死寂中表现生命的活动。于是，浓暗与艳丽、衰残与惊耸、幽冷与华美，共同构成了李贺诗歌意象的特殊美感。如“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溪晚凉》），这样的句子在李贺诗中比比皆是。再录一首完整的《南山田中行》为例：
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这种丰富奇特的想象与意象构成了李贺诗的主要素材，而李贺又以飘忽不定，跳跃跌宕的思路把它们串在一起。构思的跳跃性极大，是李贺诗歌艺术的第三个特点。常人的思路是连续而有脉络可寻的，而李贺诗却呈现出奇特的艺术思维特征。他的诗中意绪变化无端，时而低沉，时而亢奋，忽而上天，忽而入地，反差格外大。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二月》，前七句写仲春二月，花开草长，燕语喃呢，津头舞女长裙飘飞，末两句却转为凄厉之调：“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天上谣》前十句写天上之乐，末两句突然一声长叹，又回到地上：“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虚幻的乐被现实的悲一下子打得烟消云散。再如《浩歌》，第一、二句写山谷平、海水移，第三、四句转写在王母桃花千度开落间，即使神仙也足够死上几回，五、六句又转来写人间游乐、风光明媚，第七到十句写筝人劝酒，说人未生时哪里知道此身为何物，不必借酒浇愁，人生本来就没有定数，第十一、十二句写慧眼识英雄的平原君令人怀想不已，十三、十四句再感叹时光流驶，人生易老，最后两句又转而高昂，勉励自己不要烦恼、不要蹉跎岁月，一事无成。两句两句之间似断似连，跳跃跌宕，但整首诗又呈现出一种心境，即感叹岁华变迁、哀怨人生不得意和希冀能实现理想这双重主题在心中矛盾地扭结着。这种跳跃拼合的方式与贯穿流畅的方式比起来，更有一番风味。
以上三个特点又可以归结为一个总的特点，即李贺的诗较前人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而忽视客观事物的固有特征和理性逻辑，打乱了人们所习惯的思维程式。
由此，他给中国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当然，李贺的诗也有其缺陷，一是有些诗写得晦涩零乱，令人捉摸不清它的内涵；二是由于诗人往往沉湎在个人狭窄、扭曲的心境中，诗歌情绪因此显得低沉阴暗，缺乏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从贞元后期孟郊、韩愈在诗坛上掀起新诗潮起，到大和年间，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从诗的语言、内容、风格、体式等各方面进行创新，使中唐诗坛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但唐帝国的繁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群诗人又大多遭遇坎坷，在社会中感受到沉重的压抑，他们的心态、情感往往显得扭曲甚至是变态。他们的诗在表现个人内心世界方面是丰富而敏感的，却不可能再具有盛唐诗歌那种自然、开朗、宏放、刚健的气象。在语言与形式的创新上，他们走的是矫激的偏锋，有意立异，从险怪、瑰奇、生涩等方向上变旧求新，这既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也留下了一系列弊病，这尤其表现在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的倾向上。但不管怎样说，这些诗人（特别是韩愈和李贺）所显示出的对于艺术独创性的热烈追求和他们的创造才能，是首先值得肯定的。
元和九年（814），孟郊去世，十一年（816），李贺去世，长庆四年（824），韩愈去世，大和年间，卢仝、皇甫湜也相继去世，只有贾岛、姚合一直活到了会昌、大中年间，而韩愈所领导的新诗潮，也就逐渐蜕变，被晚唐诗风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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