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他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也是“十月革命”坚定的支持者。1935年他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上到斯大林，下到一般民众，在与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中，他看到了蒸蒸日上的表象背后的众多阴暗面。在其自愿封存50年的《莫斯科日记》中，有着对苏联的详尽描述。下文摘自《莫斯科日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高尔基的形象与斯大林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俩在社会生活及活动中关系极为密切，这也似一个难解之谜，但对于揭破这个谜底，我大概不会犹豫不决。高尔基曾义无反顾全身心地投入到苏维埃革命之中，在经历过种种挣扎、失望及反抗之后（他写于12年前的书信仿佛让我仍能听到那声声回响），他完全拥护斯大林列宁主义的理想和事业；他将自己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都奉献给这个事业，与投身于伟大的建设计划中的建设者们的热情融合在一起。但我不知道这种融合在一起的激情是否掩盖了人们心底里的哀歌。我深信，他在心中埋藏着深深的痛苦，他的爱子最近英年早逝并非是惟一的原因。痛苦悲愤之情是他所有作品的背景。他真正的本性是悲观的，自幼年时代起，他便饱受了种种苦难，目睹了人类的丑恶，迫使他变得悲观起来。为了摆脱这种悲观的情绪，他仰仗着活力和健壮的体格而选择了流浪之路，他始终想逃离这个世界，摆脱他自己，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流浪，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大概这样反而使他在精神上变得极为敏感，只要稍微遇到一点打击，他便会泪流满面；他处于思想上的极度混乱之中，这时，革命发现了他。起初，他无法容忍这种革命。革命那不可避免的残酷性使他深感震惊。在那个年代里见过他的人（如纳森等人）都觉得他的生命被摧毁了，他在啜泣中处于垂死的状态。列宁非常喜欢他，亲自将他置于远离战场、远离毁灭的地方。他跑到意大利呆了几年。意大利那不勒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可他在那儿无所事事，感觉一事无成；在他眼里，那不勒斯无异于一剂麻醉药，一个吸食鸦片的场所。到底是何种影响将他渐渐地（不是一下子，他曾连续几次返回祖国）拉回到苏联呢？他的“秘书”克留契科夫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呢？这个不依附于任何人的人到底是哪一派的呢？他究竟代表着什么呢？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人们不可能将这一切归功于他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在列宁去世后（几年以后，因为还需要时间），高尔基便渐渐地被俄国征服了，与遥远的墨索里尼统治下的地中海沿岸相比，新俄国更加灿烂辉煌，他不但得到启发，而且被新俄国给迷往了。当他回到祖国时，俄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再是饱受国内战争蹂躏的俄国了。它仿佛是法老的国度：人民一边歌唱着，一边建设着自己的金字塔（但在远古时代，人民在建造金字塔时或许也是边唱边建吧？恐怕人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了）。极度敏感的高尔基激动得难以自制。他湮没在热心民众的欢呼声中，湮没在整个国家对他充满爱意的洪滔之中；政界的朋友簇拥着他，这些人都是斯大林政府里的政要；斯大林本人及其他头面人物对他充满了敬意，还深切地关怀着他。他在有生之年成了故乡的主保圣人，而且政府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座大城市；不经意中，他被提升到苏联文化部，任特别委员一职，庞杂的生活旋涡让他变得飘飘然起来，他过去一直向往这样的生活，这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便沉湎于这样的生活之中。人们似乎觉得，他为投身到整个国民大军之中，进而愿意放弃为之奋斗一生的痛苦的独立性，他对此感到欣慰不已。他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感，不再讨价还价；他成了工地上的监工，监督着工地；他要煽动工人的热情，或粗暴地对待他们。
其实，他并骗不了我：他那厌倦的笑意告诉我，那个老“无政府主义者”尚未死去；他依然怀念着过去那流浪的生活。况且这也是事出有因：在他所投身的事业中，他本想看到更伟大、更美好、更人道的东西；他本不想看到，但确实看到这个事业中仍然有错误，仍然十分艰难，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他为此而感到痛苦万分；他想摆脱这种视野，抬起理性的双眼，向那些将此情景强加在他头上的人高声讨饶。但他却枉费心机，因为他根本无法在自己思想意识的深处抹去那忧郁的场景。他内心深处总是在经受着痛苦与悲观情绪的煎熬，尽管他刻意不让任何情感流露出来。因此，他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把时间都用来在两个阵营里周旋，或浮在自己的海面上。他说起话来兴致颇高，但却只聊些逸闻趣事。他还在写小说，但他不喜欢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他尽量不孤身一人独处，只是在和朋友及年轻人在一起时才感到幸福。他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时才会露出喜悦的神情，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尽管他那副样子像只老熊，有时也会突然大发脾气。他善良、热情、愿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他去附和复仇及仇恨的想法或行动，即使他本人也会参与这种行动，那也是出于软弱，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那混乱的怜悯之心。基于他那小团体对他的爱，基于他的秘书克留契科夫对他无限的忠诚，他把自己完全关在家里，任其秘书将他封闭起来。应当承认，虽然克留契科夫确实为他作了许多工作（我们在苏联逗留期间，他对我们表现得极为殷勤），但这种封锁是极为可悲的。克留契科夫俨然成为高尔基与外界沟通的惟一使者，包括信件往来或来访（确切地说是拜访高尔基的请求），他将所有的外界的请求都拦截下来，惟有他能作出评判，哪些东西、哪些人可以到高尔基家来（另外，高尔基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只能依赖于翻译）。在苏联逗留期间，我的某些信函及口信很快就通过克留契科夫转达给斯大林、雅戈达，其速度之快令人惊愕不已；克留契科夫不合时宜地试图要我在送给雅戈达的照片上写下友好和奉承的题词（少不了被人拿去翻印）；自从我拒绝题词并且离开莫斯科以后，他便赌气对我的信件，特别是对我写给斯大林的某些含具体、紧迫请求的信件一概不予回复，这一切令我不禁生疑，我认为他肯定同党中央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当然不会轻信白军报纸描述他时说的那些蠢话（那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根据克留契科夫对某些事务的评判，我认为他才疏智浅，总在贬低他人，而且带有宗派色彩，由他将高尔基看护起来那就更加令人感到恼火（尤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我从未听他说过颂扬他人作品的话语。在接待作家时，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好客，而高尔基，可能还有我却得承担这不好客的罪责）。他似乎总是在赌气，也许那是因为他一直扮演着费力不讨好的角色。克留契科夫大概花费了不少心血，试图将高尔基与其他同仁或读者隔绝开来。也就是像高尔基这样软弱的人才会屈从于这类保护性的控制，也许这会让他免去许多烦恼，但却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呢？老熊的鼻孔上被乖乖地穿上了铁环。
可怜的老熊，他赢得了那么多的荣誉与尊敬，实际上，他对这一切看得极淡；他宁愿摒弃这一切，再去过昔日那自由自在的流浪汉的生活。他心情无比沉重，满怀悲哀、怀旧和遗憾之情，他那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则变得更加麻木，陶醉在群众的热情与信任之中；群众簇拥着他，拖动着他，其实倒应该由他去推动群众！我爱他，同情他。他非常孤独，人们几乎从来未见他独自一人离群索居！我似乎觉得，假如我们能独自相处（倘若没有语言障碍的话），他可能会紧紧地拥抱着我，长久默默地痛哭着。
（如果我写得不对，请他原谅。）
我在这里姑且不去谈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承担着繁重而又激奋的工作，像一个总监似的（虽然没有实权，但他却有很强的能力），掌管着文学、科学、艺术、教育、出版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他既是这些领域的主持人，又是监察官。从未有任何作家被赋予过这么大的权力，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所有大型庆典活动上，他都被安排在政府首脑们的身边。他是苏联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这种地位和他肩负的职责左右着他的生活。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在其日常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