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怀哲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之存在和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它把伦理的范围扩大到了一切生命;要求人对一切生命担负起道德责任,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生命世界,这对在百多年内获得了对自然的巨大力量却无视破坏生态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的人来说,无疑是响亮的警钟。这一伦理思想的提出有助于鼓励人们投身人类和平事业和动物保护运动,有助于鼓舞人们追求至善的道德热忱,遏制由于人类无限膨胀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灾难,其影响力在不久后兴起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中得到了体现,史怀哲也因此被公认为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概括人类的历史时曾指出,人类历史是由一系列文化与环境的挑战和应战组成的。他认为,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过渡时期,第一个始于10 万年前,从无意识到自我意识过渡;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时期发生在现在,我们的继续生存要求向新意识过渡。⑾而此过渡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以生态伦理观为理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的出现。对此,史怀哲功不可没。而史怀哲敬畏生命伦理学中所提倡的行动精神以及他本人富于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直接激励和带动了一大批人走上了类似他的治病救人的道路。他在兰巴雷内创立的“丛林诊所”,成为世界上行动人道主义的象征。正因如此,爱因斯坦才称赞他为“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并认为由于他的实际行动,在当代西方世界,史怀哲是唯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第1 页)
史怀哲敬畏生命伦理学震撼人心的地方还在于他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关注和对伦理人的呼唤。他深切地感到文化问题的实质是伦理问题,故现代社会中文化的衰落实质上是伦理精神的衰落。知识和能力的进步,必须与伦理精神的进步同一,这种文化才是完整的。这一对文化危机结的认识,对我国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当然,作为伦理学来说,敬畏生命原则本身便包含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当人们必须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与道德的行为之间做出选择时,很难对人的生命需要的量及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和区分,因此只能要求人们对任何损害生命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而无法对其行为本身做出规定。这就纯粹依靠行为者的道德自觉,其现实影响力是有限的。反映在理论上,它只是制定了敬畏生命的原则,而没有规则体系和范畴体系。其后发展起来的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敬畏生命原则的绝对性,并制定了相应的细则,使伦理原则更具有操作性。
注 释:
① 参见周青青《音乐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音乐学》1994 年第3 期,第128 —131 页。其中所谓“难得多”,盖指其可能需要涉猎更宽泛的学科知识而言,即所谓“博”矣。但这与“难得多”似不可作同日语,恐怕不好以此贬低它学科的研究难度。关于“博”与“专”的难度比较及其在学科知识(尤其是现当代)发展中的地位,笔者另有看法,但囿于论题所限,不拟展开。不过只需想想“歌德巴赫猜想”的证明难度,也许问题的回答就简单多了。②⑤ 参见蒲亨建《音主新证》,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6 年第1 期,第50 —56 页。文中对商音的潜在控制作用作了尝试性的分析说明。③ 载《音乐研究》1995 年第1 期,第25 —31 页。④ 见③⑤。⑥ 关于音调整体平衡结构对调式主音的支撑作用,可参阅我的《论音列色彩》一文中的相关分析。载《交响》1991 年第1 期,第32 —34 页。⑦ 参见陈幼韩《韵味论》,载《戏曲美学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年9 月版,第377 —398 页。该文原载《陕西戏剧》1981 年5 、6 期。文中首次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中国戏曲唱腔中的“音符群”唱法(即后来有学者另名为“音腔”)及其特有的表现意义与韵味特征。⑧ 所谓“很大程度”,乃指五度链背景结构及其中心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丧失,正如在中国音乐中,调式逻辑仍然在起作用一样。背景结构与前景结构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弹性关系,中西音乐对两者的依附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非此即彼、截然不同。这是观察中西音体系同异关系时所必须注意的内在机理问题。⑨ 参见谢功成、马国华《论同宫场》,载《和声学学术报告会论文汇编》(湖北艺术学院《和声学学术》办公室1979 年10 月编) ,第23 —36 页。⑩ 之所以强调半音倾向的“近距离”含义,乃因与调式基本逻辑层次相较,半音的倾向在形式上更具有外显性。;⑾[英]汤因比:《突破》,求实出版社1988 年版,第9页。⑿ 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一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