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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玉的人格——自司马迁对宋玉评介的客观依据与主观倾向谈起,
尽管司马迁对宋玉是基本肯定的，但他只用简短的话语评介宋玉，且对其有“终莫敢直谏”的批评，这说明在司马迁心目中宋玉还不能与屈原，甚或贾谊相提并论。这是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司马迁曾为李陵降匈奴事在朝廷上直言申辩，因而触怒了权贵，于是蒙受了宫刑之辱（从《汉书·苏武传》中关于李陵的记载看，司马迁的申辩是正确的。）正所谓“茸以蚕室，重为天下笑。悲夫！悲夫！”（见《报任安书》）由于他的这种人生遭遇，在他内心中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倾向，即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寄于深切的同情，对历史中直言敢谏的正直人物情有独钟。例如：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不仅把只行过帝王之令而从未做过帝王的项羽列在本纪之中，而且在撰文中，突出描写项羽的丰功伟绩、壮烈人生，然而对项羽的一些暴虐之事，如坑秦卒、屠咸阳、烹说者等仅略笔带过，而在其他人的传纪中再去详述，以刻画项羽这位失败了的英雄的形象。这无疑是对悲剧人物项羽的深切同情。又如：在《滑稽列传》中，司马迁把历史上地位极底的倡优收入列传之中，齐之淳于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都成为他的描写对象，极力突写他们直谏、智谏的事迹，笔端含情，不无褒奖。这无疑是对他们敢于进言，谏君之过的首肯。由于司马迁同情悲剧人物，钟情敢谏之士，这便自然地形成了他衡量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奠定了他撰写《史记》，遴选历史人物入史的一个基调。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述“明圣盛德”，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在这种标准、这种基调的作用下，追求美政、直言敢谏、上下求索、九死不悔、以死相谏的屈原，理所当然是司马迁要大写特写的，追随屈原、上书劝政、无辜被贬、才高盖世、英年早逝的贾谊，理所当然是司马迁要充分肯定的。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声明的，“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议，《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而宋玉与屈原、贾谊相比，尤其是与屈原相比，毫无疑问，他是略逊一筹的。因而，司马迁对宋玉作了降格处理，没有用大篇幅去记叙他，更表示了一定的缺憾。可见，司马迁用简短的话语评介宋玉，用“终莫敢直谏”批评宋玉，是他的史学观所决定的。如果按司马迁的撰史准则来分析，在篇幅上这样处理，在人格上这样评介，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看来，司马迁对宋玉的评介，《史记》中对宋玉的篇幅处理，也代表了有汉一代一些文人学士的某种共识。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司马迁对宋玉是基本肯定的，首先，“从容辞令”，是司马迁对宋玉文学才能的肯定，其次，“终莫敢直谏”，也是肯定了宋玉微谏或者说智谏楚王的行为，只是对其没有达到直谏的程度表示了遗憾。
综上所述，司马迁评介宋玉，从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看，是客观的，是基本属实的，从其撰写《史记》的主观倾向来看，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基本是公允的，是中肯的，尽管司马迁对宋玉的评介还不够全面，不够细致，但就其关注的问题来说，基本是正确的。由此推之，以司马迁的评介为根据，任意歪曲宋玉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而宋玉则是在文学上，或在人格上都是值得肯定的先秦著名的文学家。
作者简介：刘刚（195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鞍山师范学院教授，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刚.宋玉作《招魂》说新证[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52-56.
［2］王充.论衡.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责任编辑：梁丽岚)
（鞍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辽宁 鞍山 114005）
http://202.199.248.3/xueb/xueb/x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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