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题材独特。莫言的小说有很深的生活根基，他执着地描写中国北方农村底层，如同福克纳对于美国南方小镇的痴迷的刻画。莫言多部以高密乡为背景的小说连成一气，已经成形一个独立奇异的“文学世界”，那个对现代人（特别是外国人）来说遥远而又神秘的中国乡土世界。题材的独特性让莫言获得如此众多的读者，包括西方读者。不能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可以说越“土”的，越有欣赏距离，也越引发好奇心，产生美感。
二是文化体察。莫言迷醉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缭绕在一代又一代普通子民生活中的文化，并不是字面上或庙堂里张扬的那些文化，他对百年来民间文化的变异与坠落有锥心之痛，他几乎本能地呈现了这种文化之痛楚。这得益于莫言的土生土长，没有接受系统生硬的科班训练，却有丰富的见识（当过兵，入过党），他对文化的感觉几乎是原生态的。在他的文化的体认中又常伴随对人性的挖掘，包括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挖掘。读莫言的小说，常常可以照见自己的脸色。中外读者都不喜欢说教，在莫言作品中有文化的体察，却毫不说教。
三，想象力。莫言自己说在现实中他软弱无力，但拿起笔便力大无穷。这种“白日梦”的心理素质非常适合当小说家。莫言天性就极富想象力，当他阅读和接纳了南美《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便找到火山喷发口，让自己的想象不顾一切，驰骋无边。他的小说早就在“玩穿越”，现实与历史，当今与传统常常扭结交错，形成色彩斑斓的炫目图景。那种带有现代派意味的图景，和传统的写法迥然不同，更能刺激阅读快感，是中外读者都乐于接受的。
四，莫言很会讲故事，讲法奇诡新异，外国人也能懂。和那种偏重语言魅力的作品相比，以故事情节想象力见长的小说更适合译成外文，莫言自然也就占了这个优势。比如贾平凹小说的语言功力不在莫言之下，但翻译成外文，那种特别的语感便不复存在。莫言主要靠讲故事征服读者，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已经翻译成各种外文，包括瑞典文。莫言小说适合改编电影，早在20年前张艺谋就根据莫言作品改编《红高粱》，曾一度风靡西方世界，谁也没想到这无形中也给这次获奖奠基了。
五，为评审圈所熟悉。如马悦然教授等，对莫言早有了解，有好感。作品是否摆到评委的桌子上，能否进入评委的“法眼”，极其主要。诺奖毕竟是瑞典文学院十几个评委说了算，是评委的文学判断。莫言的成功也要靠运气。
六，地缘。虽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看文学性，但毫无疑问也会受其他非文学因素的影响。13亿中国人百年来始终与诺奖无关，那么诺奖的世界性也会有疑义。这些年连西方报刊也都抱怨诺奖老是“西方面孔”了。猜想评委的投票在考虑首要条件的前提下，总多少会受这些考虑左右吧。
七，修补关系。前年给在中国监狱服刑的一位异见人士授予和平奖，顿然惹恼了中国，瑞典与中国关系至今陷于僵局。西方现在不可能什么都和中国作对，情况变了。这是现实。这次给所谓“体制内”的作家颁发一次诺奖，无论如何也会被人想到有一种修补关系的作用。何况诺贝尔奖往往都想玩点玄的，出乎意料，以显示其独立性。前天发布把和平奖颁给欧盟，世界哗然，甚至以为是愚人节玩笑。可是细想，欧洲经济衰退，困境重重，这时给它奖，正好为之打气，还可以引发全球关注，又何乐而不为？这也是出奇制胜。
以上都只是感想与猜测。对诺贝尔奖我们国人既爱又恨，便生出种种焦躁或者酸葡萄心理。其实大可不必。莫言获奖等于给众人上一次心理辅导课，让我们对诺奖这个“西洋玩意儿”有比较理性的实在的态度。我们要尊重这个大奖，无论是科学方面的，还是文学、政治的，毕竟相当程度上能代表人类智慧的结晶。
我写这篇短文，不是赶风，不是贴金，对莫言我会有自己的判断。我说过，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莫言也许并非独一无二的顶尖作家（例如，我觉得贾平凹、余华作品的文化厚重感和艺术成就可能不在莫言之下），但莫言无疑是最杰出的少数当代作家之一。莫言作品并非无可挑剔。他对文化的体认常伴随对人性的挖掘，包括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挖掘。他的作品也有些描写因怪异或过于阴暗，而让人读来不快，甚至有所谓“重口味”之弊。但可以预料，莫言获奖，肯定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件标志性的大事。这件事将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当代文学素质的看法，也会促使人们多关注纯文学。
应当祝贺和感谢莫言，也感谢诺奖的评委，让沉滞的当代中国文坛有了新的话题，也因此泛起了快意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