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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套子里的别里科夫》及其分析(苏教版高二必修),
装在套子里的人及其分析
一、关于恐惧
别里科夫无疑是个恐惧重症患者。
他害怕城里新开俱乐部、阅览室、茶馆；他整天战战兢兢六神不安，不仅怕敢于说“不”的柯瓦连科，还怕不守规矩的学生，甚至睡觉要蒙紧头，“躲在被子底下”还“深怕小偷溜进来”“通宵做恶梦”。在他听来，炉子里火苗舔着锅底的声音也成了“不祥的叹息声”。我们可以凭生活经验为之诊断为——百分之百的恐惧狂想症患者！
“千别别闹出乱子来”这句口头禅，揭示出他内心对生活的恐惧。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春风，没有秋雨；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美食，没有佳肴；没有亲情，没有友谊；甚至连思想也没有。更遑论个人的闲情，爱欲，喜好，娱乐……总之，除了带在身上的件件套子，除了窒息灵魂的种种恐惧以外，他其实一贫如洗，什么也没有！
他用以批判一切事物的标准就是公文、告示、规则、法令、政策、制度和与这个制度相一致的一切成文的、不成文的条条框框以及阻碍新事物和社会变革的旧的固有观念。他的衣着服饰，他的行为方式，他的语言，他的思想，无一不染上极度惊慌恐惧的色彩。于是，为了排解这种恐惧，为了不使这种恐惧给自己带来进一步的伤害，他给自己套上了一个又一个套子。还正是因为这种种套子，他成功地异化成一个社会符号。
这种恐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因为他是沙皇的忠实走狗，卫道士，他要极力维护旧的农奴制度，而社会变革、社会新事物如潮涌来时，作为沙皇政府的忠实拥护者就如丧考妣，仇视一切新事物，仇视一切进步力量。而这种社会变革和新事物不是反动势力所能抗拒得了的，于是就产生了惊悸恐惧——这种解读，就算是今天，似乎仍然是主流。
对别里科夫恐惧的原因的如此解读的确比较省事。问题是这种解读是否本身就带着一个套子呢？探讨别里科夫恐惧这种表象背后的终极原因对于把握这个形象，把握作品的主题思想至关重要。
首先，从阶级属性看，别里科夫属于社会“夹心阶层”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他不属于有产阶级或有闲阶级，也没有领过沙皇的一块什么“银桃子”，更没有拿沙皇维护社会治安的卢布津贴。他大约领过一张专业文凭，教希腊文。简捷地说，搁在今天，他就是我们中的老张或老王。拿的是干净银子，是吃皇粮的打工一族。他的地位也不应被人抬高到“反动势力”那么尊贵。
看一个人是善类还是恶徒最简便且靠得住的方法是看一个人的言行。就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背景考察，他实在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安分守己，不刁弄是非；他尊敬上司，不妄自尊大；他不会捉弄人，相反却被人捉弄；他没有朋友，大约不会拉帮结派；他头脑简单，兼之无职无权，大约也不会以教谋私；他没有情人，更别说妻子，大约也不会因私渎职，耽误工作；总之，他不损人以利己，最突出的缺点是太胆小怕事，忒管闲事。就算是管闲事，与人说话时也是出于真心谆谆告诫，一派绅士风度，绝不会胡搅蛮缠；而有时可能据法力争，其用意也无非是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下的守法良民并且以要求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也做个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好公民，说到底，至多也大概不过是帮助政府“以法治校”。当然，有人会说，尽管不是主观上的刻意，客观上却不自觉地起着为沙皇助纣为虐的作用？我觉得，这说法难道不是在难为人吗？难道非得要他与政府作对煸动人民造反揭竿而起反抗沙皇统治甚至抛头洒血英勇就义我们才放过他，否则就是沙皇的走狗？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以这种幼稚的阶级论来论人断事这未尝就不是一个套子？
还是说回来，我们怎能样理解他的处世态度怎样解释他恐惧的终极原因呢？他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累，那么猥琐，那么卑微，那么惶惶不可终日？
“彼，人也，我，亦人也。”如果可能的话，能做英雄，犯不上做狗熊；能站着做人，犯不上爬着做狗；谁又愿意屈身下贱去做一个人人唾而弃之的可怜瘟虫？
答案只有一个：别里科夫的恐惧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反映了小人物对社会变革的迷茫和苦闷，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对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奈和沮丧，反映了平民阶层对社会动荡的严重忧虑和惶恐。
让我们回到小说写作的年代。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发表于1898年。十九世纪末期，在俄国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工人运动逐渐展开，马克思主义已在全国传播，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在形成，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沙皇政府面临着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极力加强反动统治，疯狂镇压人民，在全国造成了阴沉郁闷恐怖的气氛。
考察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运动，“夹心阶层”向来是比较软弱的一个阶层，在任何变革的时代，这个阶层的人们大抵是变革的怀疑者观望者和反对者，这主要是由利益所驱使，他们有既得利益（尽管这种利益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有一些本来就不坚实的坛坛罐罐，他们患失甚于患得，因为变革就意味着无可避免地要产生社会动荡，而平民阶层又是社会这个大锁链中承受力最弱的一个环节，“任何动荡最先影响的就是平民的生存和生活，即便是面对进步的革命，平民也可能成为革命的最大阻力，因为在革命的冲击下，首先垮掉的不是统治阶层，而首当其冲的理所当然的是平民阶层，并且首先被剥夺的也是平民的既得利益，哪怕他们仅仅只是拥有奴隶般的生活。”
政治家喜欢高谈阔论，老百姓最是“鼠目寸光”； 革命家描绘的是天下大同，平民看重的是柴米油盐；大人物需要革命，小人物害怕革命，就算是多好的革命小人物也难以理解，也不免反对。就算是推翻大清王朝这样的“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好事，去问问赵庄的百姓，看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理解之不易，就别说支持了，就连最底层的百姓也不见得就那么喜欢革命。静修庵里的老尼姑见阿Q来革命时不是满怀怨忿地说“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了”吗？别说是别里科夫之属，就是三餐堪忧，衣食无着，无土无瓦，无职无业的赤裸游民阿Q起初何曾不是这种态度？——革命便是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因此“便是与他阿Q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不“革命”倒还能暂时三餐裹腹，一“革命”说不定衣食有忧。对社会变革的怀疑、忧虑，担心、害怕，不是每一个时代的平民几乎共有“通病”吗？在一个旧套子里生活了多年，一旦没有了这个套子，你叫我怎么个活法，这不是每一个朝代的百姓共有的心理吗？
害怕一切新事物和社会变革，只求维持现状，是否“只想做稳奴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害怕变革，一心只想过日子“做稳奴隶”的心理不是人尽皆然的吗？可怜的别里科夫如果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为什么非得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出现呢？他犯得着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日子吗？犯得着要一厢情愿地与整个学校乃至整个城市的人作对吗？犯得着狗拿耗子走东家串西家冒被人捉弄被人耻笑被人唾骂的风险厚着脸皮告诫人们“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吗？正是因为想过日子而不得，生怕社会变革触犯了“做奴隶”的利益，为了避免社会变革而必然产生的动荡影响了自己的生计，“到头来弄得奉命退休”，所以才戴套子吃饭，戴套子走路，戴套子睡觉，一层又一层地往自己身上套套子，所以才亲手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套子，力图躲进百病不侵的金刚所在苟且地生活！
这样看来，害怕一切新事物和社会变革，只求维持现状——处在俄国革命前夕那个风雨如磐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别里科夫所处的阶层的人们多数生活在恐惧中就不足为怪的了。所以说别里科夫对新生事物的反对和恐惧，不光因为沙皇专制统治对他的思想的毒害，对他人格的异化，还是因为作为一个衣食“有忧”的平民的心理本能——保护既得利益，拒绝动荡生活！
二、关于主题
小说的主题融进了作者所刻画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面，寄寓在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评价中。我们如果对契诃夫创作的其它小说加以横向对比，实在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装在套子里的人》外，契诃夫就这一主题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如《变色龙》、《一个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恐惧》等，其中的主人公都是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物，这些人物其实就生活在我们周围，我们并没有觉得那么好笑，但一经契诃夫用艺术的哈哈镜放大了，我们便立马发现他们的可笑之处。契诃夫善于用对比、夸张讽刺的手法，用人物自相矛盾的行为和话语以及漫画式的表演自己揭示自己的庸俗与愚昧：“变色龙”对狗的态度随着它的“身份”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瘦子”的态度也由于“胖子”的身份由昔日的老同学变成高等文官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看来，等级理所当然大于人情，即使是昔日同学，但现在既然已是自己的上级，应该毕恭毕敬、五体投地。在《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官吏看来，他的唾沫喷到了上司身上，上司应该大发雷霆才是，否则就是悖情逆理，就是怀恨在心，暗藏杀机。于是，一次次地找上门去解释，到最后倒真的把将军弄烦了，对他疾言厉色起来，而他最终也竟然因为这样一个极偶然的事件丧失了性命。契诃夫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揭示了精神上的奴性是多么害人，多么可怕，对人心灵的毒害是多么巨大，一个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人是多么地猥琐！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与别里科夫一道成了契诃夫作品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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