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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别康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在康河连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呵!我那时的蜜甜的单独,甜蜜的闲暇。”(2)
请注意,这里强调的不但是“单独”,而且是“甜蜜的单独”,正是这种单独的、一个人的、无声的“甜蜜”,才决定了这首诗“轻轻”和“悄悄”的基调。理解了这一点,才能辨别清楚,为什么徐志摩式的潇洒和沉重、沉痛、哀伤不能相容。这种单独的无声美,不仅是情感,而且是有理性和深度的:
“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的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3)
看不懂《再别康桥》的论者往往忽略了这里的“单独”的美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还要再深入还原一下的话,这里可能有一个徐志摩不能明言的真正的秘密。这首诗写于1928年11月,刊于同年12月《新月》(据卞之琳《徐志摩诗选集》)1920年徐志摩在伦敦10月上旬结识林长民、林徽因父女。徐志摩和林徽因二人“曾结伴在剑桥漫步”(据张清平《林徽因》) 1921年林徽因随父归国。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游历欧亚到8月归。1928年6月赴美国、英国、印度游历。(据韩石山《徐志摩传》)。徐志摩此诗,作于当年11月,当为获悉林梁成婚之后。据此,似可推断,徐志摩此诗当与林漫步剑桥有关。为什么厅轻轻、悄悄?就是因为,过去的浪漫的回味已经不便公开了,不像他和陆小曼的关系,可以从《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中可以觉察。而且他已经和陆小曼已经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以后,结婚了。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的这首诗,写得很优雅,很潇洒,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一点世俗的失落之感,更不要说痛苦了。这种潇洒正是徐志摩所特有的,他只把过去的美好情感珍贵地保留在记忆里,一个人独享。蓝棣之先生对此有过中肯的分析:“‘不带走一片云彩’一方面是说诗人的洒脱,他不是见美好的东西就要据为己有的人,另一方面,是说一片云彩也不要带走,让康桥这个梦绕魂牵的感情世界以最完整的面貌保存下来,让昔日的梦,昔日的感情完好无缺。”(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第57页)这个解释本来已经接近了诗作的真谛,然而,却被斥之为“隔”。其实只要在蓝先生的基础上,把《再别康桥》作过细的分析,就不难阐释“轻轻”、“悄悄”,,实际上也就一个人偷偷地来重温旧梦,若能如此,当不难揭示全诗的精神密码了。
如果还要深入一点作艺术的分析的话,从中国新诗的艺术发展中,还可以作些历史的比较:在新诗草创时期郭沫若片面地理解了华滋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说的“一切的好诗都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露。”(“powerful emotions spontaneously overflow”)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歌美学的纲领,受到这种诗风影响的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往往以“暴躁凌厉”著称,但是,郭沫若多多少少是片面地理解了华滋华斯的话,因为华滋华斯还强调说,这种感情是要经过沉(contemplation)的提纯的。在郭沫若早期还只能比较自如地表现诗人的激情,而到了徐志摩则进了一步,不但可以表现激情,而且可以表现潇洒的温情了。这在中国新诗上,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飞跃。如果对于新诗的艺术发展具有比较好的修养,还可以从《徐志摩诗全集》中找到他在四年前还写过一道《康桥再会吧》,那首诗就写得比较粗糙、芜杂。徐志摩把自己在康桥的生活罗列得太多,从四年前写,告别家园,先到美国,母亲临别的泪痕,在美国学习的情况,花去了近三十行以后,才写到和康桥告别。可是又先写自己一年中“心灵革命的怒潮”次写明年燕子归来怀念自己。然后想象自己去身万里,梦魂常绕康桥:任地中海疾风东指/我亦必纡道西回,瞻望颜色/ 归家母若问海外交好/我必首数康桥,在温清冬夜/蜡梅前,再细辩此日相与况味/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检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足迹/接着就是一连写了六个“难忘”,给人一种流水帐的感觉。对自己在乘船归国的过程舍不得割爱,甚至连归国以后,如何怀念母校,都写到了。这样的写法,虽然表现了相当强烈的激情,但是激情却被芜杂的过程和细节淹没了。应该说,述及离别时的感情,倒是有一点痛苦的:昨宵明月照林,我已倾吐/心胸的蕴积,今晨雨色凄清/小鸟无欢,难道也为是怅别/情深,累藤长草茂,涕泪交零。
很明显,这样诗句,还没有完全脱出古典诗词的窠臼,感情仍然在离愁别绪的模式之中,所用语言,如“小鸟无欢”,心胸的蕴积”“怅别情深”“涕泪交零”,都是比较陈旧,这说明,徐志摩还不能摆脱旧诗词情调和语言的拖累。到了《再别康桥》,不但情感脱出了古典诗词的窠臼,语言也从纯粹的接近口语的白话中提炼出来。但是,片面地摆脱旧诗词的拖累,又可能落入散文的圈套。停留在早期的俞平伯、康白情、胡适、郑振铎、叶圣陶乃至周作人等人的幼稚的大白话的他水平上。但是徐志摩毕竟是才子,他很快就学轻松地驾驭着从西方浪漫主义抒情诗歌的构思方法,把意象和情绪集中在一个心灵的焦点上,这个焦点,不是一般事物意象的焦点,而且是一个动作的焦点。没有这个焦点,他就不能摆脱从散文向诗歌升华的第二个拖累。摆脱这两拖累,不但是徐志摩的任务,而且是新诗的历史任务。不过五六年的工夫,徐志摩就学会了提炼,学会了精思,把感情的集中在“轻轻“悄悄”,无声地和“云彩”作别的有机构思中。本来化一百五十多行都说不清的感情,用了三十几行,就很精致地表现出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的构思的,构思的集中,集中到“轻轻”“悄悄”上来,这种凝聚式的构思模式,正是在新诗从旧诗和散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历史的里程碑。这不但是徐志摩的,而且是整个新诗的。不作这的历史的还原,是不可能将这首新诗的经典的艺术价值充分阐释清楚的。
(1)(2)(3),《中国现代散文选》(1918—1949)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00页,第303页,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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