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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简介(高三),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象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登乐游原》《泊秦淮》等诗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晚唐后期的诗人们，有的走向华丽，有的走向淡泊，而成就不大，已经无法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了。
南北朝时，由南入北的一些文人如庾信、王褒等人已将南北文学加以交融与渗透，随着隋王朝这个统一王朝的建立，南北文学更呈合流之势。如聚集在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周围便既有北朝文人又有南朝文人，其中著名的有卢思道、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他们的诗风与文风相互影响。如薛道衡的名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颇有人世沧桑之感，出自《昔昔盐》一诗，此诗却采用了南朝诗歌中常见的闺怨题材，诗风也是清丽婉转。唐初，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已对南北文学的不同风格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并明确提出“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主张，表现出初唐时南北文学进一步合流的趋向。不过，唐太宗本人对文艺相当爱好，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文人，使得诗歌创作日趋宫廷化，南朝重声律、词采、骈偶的文风又盛行一时，到贞观诗坛后期形成了所谓“上官体”。“上官体”是宫廷诗人上官仪所影响下的诗风，以对仗工稳、诗律精巧、写景细腻而著称。如：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
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
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暖将夕。（《早春桂林殿应诏》））
此等诗作题材狭窄，内容多是颂圣应制，写景咏物，无甚价值；形式上则使“永明”以来的音律规定更加严格，为律诗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上官体”在初唐颇有影响，不过也有一些作家突破了它形式大于内容的局限，如王绩与初唐四杰。
王绩是一位隐士，某些诗写得素淡清雅，如：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野望》）
百年长扰扰，万事悉悠悠。日光随意落，河水任情流。
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赠程处士》）
问君樽酒外，独坐更何须。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
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百年随分了，未羡陟方壶。（《独坐》）
王绩的诗对于绮艳浮艳的南朝文风有着很大的突破，不过，真正能代表初唐时代精神，在形式上又颇为人称道的还要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这四人的共同特点是位卑而才高，名大而仕薄，他们又不甘人下，渴求着建功立业，叱咤风云，其诗作追求“骨气”、“刚健”,可参看杨炯《王勃集序》,“高情”、“壮思”、“雄笔”、“奇才”（可参看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使诗歌题材由宫廷移至市井，由台阁移至江山与边塞，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虽是送行之诗，却在感伤之外别有一种“壮思”，全诗的格调也因此而昂扬起来。
又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尽管杨炯一生从未到过边塞，此种慷慨激昂的书生意气却在严谨的格律中表现得漓淋尽致，无靡弱之弊。
四杰中，王、杨年龄较小，都是生于公元650年，二人都很擅长五律；卢、骆年长于他们，对七言歌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卢照邻的代表作《长安古意》虽详尽描写了古都长安，但写作的旨归不在于宫廷诗风所看重的咏物与雕饰，而是寄托着世事沧桑之感、深沉浓郁之感。骆宾王的《帝京篇》亦具有这样的特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不妨将这两篇作品比较起来读。总的来说，二人的七言歌行以七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句式，这本身就有一种流宕感，他们又吸取了骈赋的工丽与铺叙，既有状物之妙，又显得气势充沛。
在诗歌发展史上，“永明体”从四声的角度对诗律作了严格规定，后来经历了南北朝及隋、唐初的进一步发展，至沈佺期、宋之问（二人并称“沈宋”）时。律诗也就是所谓“近体诗”终于定型了。这二人主要是完成了“约句准篇、回忌声病”的任务。具体作法是，将四声二元化为“平”、“仄”二种，除了每联的出句与对句要平仄相对之外，还要求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句要平仄相粘，这就不仅仅要求“律句”，而且还要求“律篇”，也就是通篇都要声律和谐。沈宋二人对律诗的艺术形式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他们早期诗作的内容亦属宫廷诗风，无甚可观，倒是他们政治失意之后的诗作写得不错，如宋之问的五律《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与沈佺期的七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 两地江山万馀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初唐还要提及的两位重要人物是陈子昂与张若虚。陈子昂的文学主张集中体现于《修竹篇序》中，反对南北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提倡“风雅兴寄”与“汉魏风骨”。陈子昂是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他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强调诗歌应发挥干预现实的作用，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他的《感遇》诗38首享有盛誉，《新唐书》中便有这样一段记载：
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乃请交。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
《感遇》诗上承阮籍《咏怀》以组诗形式多方位、深层面进行抒情的传统，下启盛唐气象，写得颇有壮伟之情与豪侠之气。不过，被千古传唱的还是那首《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张若虚的存诗仅两首，但《春江花月夜》这么一首诗则有“孤篇盖全唐”之誉。这是一篇以乐府旧题写成的长篇歌行，但写得甚有新意。不妨以隋炀帝的同题诗与之相比较。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是这样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虽亦有南朝民歌之情调，却几乎句句对仗，写得相当工丽。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则将诗情、画意、哲思融为一体，为唐诗的意境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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