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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赏析,
一、关于作者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古人眼里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创作小说的人，也往往为当时文士所不屑，因此中国古代的小说在刊刻的时候往往并不署名，这就为后世考证作者造成了很多笔墨官司。和其他小说一样，《西游记》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也是在几代作者的创作中逐渐成型的，但最后的写定者是谁，迄今并无定论。现存最早的明刻本《西游记》并无作者署名。前人曾认为百回本《西游记》为元代全真教道士丘长春所作，20世纪初，经鲁迅和胡适等人的认定，作者应为淮安人吴承恩。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不断提出新的证据质疑，但支持吴承恩的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反驳。在目前尚无确证推翻这一结论的前提下，我们还是将吴承恩暂定为《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居士，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幼年“即以文鸣于淮”，但屡试不第，约四十余岁时，始补岁贡生。因母老家贫，曾出任长兴县丞两年，“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后又补为荆王府纪善，但可能未曾赴任。晚年放浪诗酒，终老于家。他长期过的是一种卖文自给的清苦生活。有《射阳先生存稿》4卷。
二、关于主题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它以曲折、幻想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对于它的思想内容的研究，一直都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明清时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道书，阐述的是道教的金丹妙诀，这一观点到了近代逐渐被人抛弃。学者们开始从政治、哲学、思想等不同角度关注《西游记》奇幻故事背后的主旨和深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西游记》只不过是部游戏之作，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也可备一说）。
从建国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普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西游记》，把《西游记》看做是一部借神魔故事来影射现实生活的政治小说，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西游记》中的神魔进行了阶级划分，把故事中的角色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人物对号入座。
从8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逐渐摆脱了“政治图解”式的解读模式，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的《西游记》主题观。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
一是思想说。《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是佛教思想，尤其是禅宗的心法，因为取经故事的原型出自佛教，取经的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修行，破除种种魔障，最终取得正果的过程。有的学者则认为是道家思想，虽然书中道士一出场，就没有好事，作者对于道士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但作者批判的是道教的符箓派和外丹派，对于“性命双修”的内丹派，作者是认同的，所以作品中充满了道教的术语和修炼的知识。更有学者认为小说充满了强烈的儒家入世精神，“人物言语取之于儒家经典，行为遵守儒家之规范，评判事物的价值取向以儒家的伦理道理为基础”，而且取经的故事实际上是“修心”的过程，符合“心学”的观点。当然，更多的学者从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背景出发，认为《西游记》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实际。
《西游记》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一是哲理说。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不过他们认为《西游记》所表现的具体哲理则各不相同。有人认为：“作品全部故事情节及其人物间的冲突，其实是在总体上显示着人生道路上所必然要碰到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启示。”它“涵括了人生道路上所可能遭遇和经历的一切有关问题在内。”有人认为《西游记》主题是“将功赎罪”，表现了人们的一种“被动入世”的精神；有人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情理小说”，其主题就是表现“情理之争”；有人认为《西游记》“归根结底是奉告那些曾经犯过各种错误的人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并掌握生存的本领”。
总起来看，每种观点都有合理的地方，都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作品某个方面的实质。即使是现在看起来有点“荒唐”的“政治说”，也因为它指出了《西游记》现实性的一面，因而也有其合理性。虽然各种观点争执不下，但有些东西还是为大家普遍认可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1．孙悟空作为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他的言语举止、性格特征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旨归，因此，分析孙悟空这一形象，就成为解读《西游记》的一把钥匙。
2．《西游记》虽然披着佛教的外衣，但并不是一部宗教小说，并不以阐述和宣扬宗教教义为目的，相反，对于佛道两教，都采取了揶揄的态度，比如孙悟空称如来为“妖精的外甥”，书的结尾借阿南、迦叶索要“人事”一事进行了讽刺等，都打破了宗教的神圣，增添了世俗生活的色彩。从它所依托的思想来看，恐怕并不是简单的“崇佛抑道”或者宣扬“金丹大道”所能概括的，而是儒佛道三家思想兼而有之。
3．《西游记》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取经过程中所经九国国王或荒yin无耻，或平庸无能，所遇妖怪与佛、仙关系的盘根错节等，都是对现实的影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作者也并不见得是刻意为之，对此不必拔高。
4．《西游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一—七回）主要写孙悟空的出世及大闹天宫等事情，后一部分主要写取经缘由（八—十二回）和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经过（十三—一百回）。有人认为这两部分存在矛盾，前面的孙悟空无所畏惧，崇尚自由，后面的孙悟空却显得老实本分，即使有反抗，也是缓和而又软弱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发现这两部分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探讨孙悟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探究作者意旨的重要线索。
《西游记》……就其最主要和最有特征性的精神来看，应该说还是在于“游戏中暗藏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在神幻、诙谐之中蕴涵着哲理。这个哲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因而作家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西游记》想通过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学是一清二楚的。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小说特别选用了“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别称。一些回目和诗赞也非常直接和明白地表现了这一寓意，回目如“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第一回），“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第九十九回）等不少就是用修心炼性的术语所构成的。在诗赞中，说美猴王道：“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第一回）；“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第七回）。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是把孙悟空当做人心的幻相来刻画的。再从全书内容的构架来看，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孙悟空大闹天宫；二、被压于五行山下；三、西行取经成正果。这实际上隐喻了放心、定心、修心的全过程。这种喻意在小说中多有提示，如在前七回，孙悟空上天入地大闹乾坤，即在回目上说他是“心何足”“意未宁”（第四回）；第七回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就叫做“定心猿”；以后去西天取经，常称是“心猿归正”（第十四回）“炼魔”（第五十一回）“魔灭尽”与“道归根”（第九十九回）等。为了表现“心猿归正”的总体设计，作品还让孙悟空不时地向唐僧直接宣传“明心见性”的主张。例如，第二十四回唐僧问悟空何时可到西天雷音，悟空答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悟空还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顿使唐僧明了：“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正因为《西游记》在总体上是十分清楚地宣扬了与道家“修心炼性”、佛家“明心见性”相融合的心学，故难怪早期的批评家都认同《西游记》隐喻着“魔以心生，亦以心摄”的思想主旨，乃至到鲁迅在强调小说“出于游戏”的同时，也说：“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他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五讲）
《西游记》的作者在改造和加工传统的大闹天宫和取经的故事时，纳入了时尚的心学的框架，但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这又和西游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积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相结合，就使《西游记》在具体的描绘中，实际上所表现的精神明显地突破、超越了这一预设的理性框架，并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具体而言，假如说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而在客观上倒是赞颂了自由和个性的话，那么以第七回“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就是反复说明了师徒四人在不断扫除外部邪恶的同时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孙悟空最终成了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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