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类比论证是将两个事物的某些相同方面进行比较，以一事物的其他方面的属性的正确或谬误来推理另一事物是否也具有相同的属性。这是运用类比推理形式进行论证的一种方法。类比论证的关键是用来类比的和所要论证的事物，必须是同类的，必须有逻辑上内在联系。类比论证的经典例子可谓《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为了使齐王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关于纳谏的建议，并没有直接指出，而是首先向齐王分析他作为国君所处的境地，即“受蔽甚矣”。而且这一处境的分析最有艺术性，因为如果直接告诉齐王这点，对方不一定相信，于是他用自己的情况作类比，即由“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的心理原因，推出他们“皆以美于徐公”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悖，所以再由此分析出“我受蒙蔽”的处境。然后将齐王和自己作类比，也就顺理成章地从“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演化到别人都认为齐国很强大、很完美，再到与现实情况的不同，最后“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本段论述的中心是“王受蔽甚矣”。为了论证这个观点，虽然费尽周折，但是经过相同方面推理而得到的结论却比直接提出观点更有说服力。
其次，论证模式不同，更准确地来讲，是论据在发表论点的过程中的参与度有很大区别。让我们以上面所提的根据《论求知》中的比喻论证和《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类比论证为例。
比喻论证：
A求知可以完善B人的天性，犹如A1修剪移栽可以修整B1 野生的花草。
我们将此比喻论证中的两组本体和喻体分别标号，这样其模式可成图一：
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本体的论点的提出并不需要论据的参与，而论据只是作为喻体来使论点变得更加形象生动、浅显易懂而已。
而在类比论证中情况就不同了。请看下例。
类比论证：
臣之A妻私臣，臣之B妾畏臣，臣之C客欲有求于臣，D皆以美于徐公。E（与现实情况不符），F（所以我受蒙蔽）。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A1宫妇左右莫不私王，B1朝廷之臣莫不畏王，C1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D1(都说齐国很强大、很完美)，E1（与现实情况不符），由此观之，F1王之蔽甚矣。
我将上例中省略的部分补齐，且将表示相同情况的部分同样标号，于是上例可简化成图二：
在这个模式图中，A、B、C、D、E、F、分别和 A1、 B1、C1、D1、E1、 F1一一对应，表示“臣”和“齐王”这两个方面的相同属性。最后得到的论点是F1，这时我们发现，如果没有F，就不可能会有F1。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类比论证中，论据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论据，论点的提出就无法实现，虽然在类比论证中论证具有或然性。
再次，从上面的两种模式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这两种论证方式中，论点的形成机制也有差别。比喻论证中，四项都不是句子，而是句子成分，而结合本文前面我们提到的前提来看，论点必须是一个意思明确的表示判断的陈述句，这样，在比喻论证中，最起码有两项一起组成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如“求知”和“人的天性”一起组成“求知可以完善人的天性”，是为论点。又如，加里宁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一次，他向某地农民代表讲解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尽管他作了详尽严谨的论证，听众始终茫然。有人问：“什么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更加珍贵，是工人还是农民？”加里宁乘机反问：“那么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更珍贵，是右脚还是左脚？”在这个例子中，加里宁用人的“左脚”、“右脚”来比喻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人”和“农民”，依靠“左脚”和“右脚”对于一个人的相同的重要性，阐明“工人”和“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中的相同地位，因此，此论点可以概括为“工人和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是相同的”，在这个论点中，本体、喻体的四项中占据两项，因此，此例中运用了比喻论证的方法。
而在类比论证中，所列举出的十二项都可以成为句子，而不是句子成分。更为关键的是，只有且只要其中一项作为论点，如“王之蔽甚矣”，是邹忌所要发表的看法、观点。再如，鲁迅的《拿来主义》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终究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这个过程可以简化为下图：
尼采：自诩太阳，光热无穷 只是给予，不想获得 发了疯 尼采不是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