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示我们：心须首先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其次是“如何为法”的问题，要真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非进行思想改造不可，而我们的工作方向就只有一个工农兵的方向。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没有详尽发挥的属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的“学习社会”的问题，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便有了最详尽最精辟的指示。这三个文件便是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经典。我们有了这样的精深博大的指导理论，我们又有政府的帮助，给我们以改造思想、体验生活的各种便利条件，而又处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光辉多彩的伟大时代，我们的条件实在是再好也没有了，如果我们还不能做出和这伟大时代相称的工作，那不能怪别人，只好怪自己。
让我们当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下决心做好两件事罢：一、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认真改造思想；二、虚心刻苦地学习社会，坚决执行工农兵方向！
一九五二、五、十九、北京
人民日报 1952.05.23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