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筹划海防（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
初步建成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中国出现了近代海军。
（4）发展近代教育：
①目的：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②成就：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新式学堂，到1896年达20多所。还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开近代教育的先河。
【备课资料1】京师同文馆
清末洋务派创办用以培养"译员"、"通事”的外国语学校。1862年6月11日在北京成立,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学生10人，皆13、14岁的八旗子弟，聘英教士包尔腾任英文教习，候补八旗官学教习徐树琳任汉文教习。1863年，添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学生各10名，仍从八旗子弟中挑选。这时的同文馆，各馆分立，分馆教习。1867年，增开天文算学馆，自此京师同文馆不再是初级的外国语学校，而具有中学或中等专科学校的性质。课程逐年增加，开设了不少自然科学实用技术的学科，有些课程也已分化得相当细、相当专门，例如算学就分成数理启蒙、代数 、几何原本 、平三角、弧三角、微积分等。1868年，聘李善兰为算学总教习。1869年， 聘美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 同文馆才有了总管校务的人员。 1871年，京师同文馆又添设德文馆。至此，同文馆学生增加到 120人左右。同年,同文馆设立医学、生理学讲座,由英人J.H.德贞任讲席。 1872年， 总教习会同各馆教习，拟订了“八年课程计划”。从此，同文馆开始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章程。1896年，因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御史陈其璋奏请整顿同文馆，重新修订了八年课程计划：前五年的课程近似中学程度，后三年的课程相当于大专程度；前三年的课程侧重学习外语，后五年则偏重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这份崭新的八年课程计划，反映了正在萌芽中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在计划中没有列入“四书五经”、“章句帖括”一类的传统科目。1896年，增设了日文馆。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前后存在了40年之久。
京师同文馆在中国最早采用了班级授课制，所以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京师同文馆的创办，是第一次改革旧传统教育的尝试，也培养了一批外国语人才。
【备课资料2】留美幼童──中国官派留学生的艰难留学历程
1872年夏，“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留学，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10～16岁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是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出国难
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视出国留学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10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3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
出国后更难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千万里以外的新大陆。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们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以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使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常常病倒，有3位积劳成疾，客死美国。比起在国内求学来，这些幼童的负担要重得多。到1880年，多数幼童已经中学毕业，个别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学，还有一些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增加。
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和容闳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中途撤回——美梦难圆
按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才。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1876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回国后没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都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最后在幼童们的心理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到1881年年底，除已在美国病故者3人、中途辍学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 这“94名回国留学生，如今学籍可考者87名，其中小学19名，中学35名，共54名，即60%以上正在接受初等基础教育；33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其中一名就是日后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
据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所载，这分三批回国的留美学生，“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至于詹天佑扬名京张铁路、梁敦宜成为外交总长、唐绍仪担任民国总理、蔡绍基就任北洋大学校长，那都是20至30年以后的事情了。就这样，幼童留美仍被称为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留学教育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