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毛泽东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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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毛泽东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
关于毛泽东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观条件,笔者曾公开发表文章作过初步探讨。笔者认为,毛泽东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观条件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产生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以民为本,忠心报国
毛泽东14至15岁时,读了一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述,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毛泽东读了这些书,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后来,毛泽东又“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国家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特别是1910年4月,湖南长沙饥民暴动惨遭镇压的事件,对毛泽东触动很大。面对社会黑暗、列强人侵、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毛泽东决心走出乡关,求学报国。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离家时,抄写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毛泽东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坎坷和艰险的报国为民之路。
在旧中国,从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日起,各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把中国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坚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而站立起来。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主要根源,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实施,逐步埋葬了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农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广大农村出现了“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水患不断。以黄河为例,黄河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历史上黄河水灾波及的广大地区,约为其下游的25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黄河溃决和改道之时,“饿殍载道”、“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毛泽东,早在1934年就作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号召和领导下,千军万马投入治理水患的伟大斗争,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等重要水利工程的胜利完成,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
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来信,反对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找到了“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一条新路一民主,虽然这条新路走起来十分曲折艰难。
1976年7月,唐山等地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强烈地震,这时毛泽东已重病缠身。但是,对“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并且哭得十分伤心,等等。
毛泽东时刻想着人民,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坚持“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思想来源于实践,毛泽东“忠心报国、一心为民”的生动实践,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胸襟开阔,远见卓识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面对任何复杂问题和新的问题,始终坚持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无私品格、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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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降大雨,一位县长不幸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由于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于是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并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大大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和党群关系,为胜利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6年下半年,出现了经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一些干部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使矛盾激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注意。他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同时,毛泽东反对用武力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49年刚刚建国时,毛泽东坚持把旧人员即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政策。毛泽东认为,人家没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我们的代价就会更多。他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把旧人员包下来,管他们吃饭,虽然在财政上带来巨大负担和压力,但“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毛泽东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同样,为了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他也敢于与宿敌握手言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为称霸世界,它对华实行了一系列敌视政策:“扶蒋反共”、占领台湾、对华“遏制”、侵朝侵越等等。对此,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随着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新的战略格局的形成,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战略,成功导演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与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会见,签定了“中美联合公报”,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并有效遏制了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扩张。
从毛泽东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不满、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复杂矛盾,到对旧人员的安置和适时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都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具有大海般的胸怀和惊人的远见与智慧。这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产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