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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作者：李敖,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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