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忧乐悲欢，触于景，感于情，发于心，诗歌便应运而生。古人吟诗作赋，原本为人生之一大乐趣，然“方吟半句诗，闯下杀身祸”的事情也委实不少。
历史上的诗祸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乌台诗案”了。 1076 年，王安石罢相，吴充、王圭继任，苏轼的政敌便以谤讪新政弹劾苏轼。他们从苏诗中断章摘句，指责苏轼“衔怨怀怒”、“包藏祸心”——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被指为讽刺取士制，“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被指为斥责盐政，“根到九原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被指为“有不臣意”。王圭报告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于是苏轼被系御史台（即乌台）一百多天，被迫写下自供状，检讨自己 10 年来所作诗文，后被以官抵罪，贬至黄州。为此，诗人悲愤地写下“人生识字忧患始，始名初认便可休”，并发誓要从此与“田父野老相从山间”。
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因诗得祸凡数十起。举人汪景琪著《西征随笔》一书，有“皇帝挥毫不值钱”诗句，被枭首。甚至有个秀才顺口吟了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被杀头。蔡显在《闲闲录》中引古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被处死。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作《一柱楼》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胡）儿搁半边”，被砍棺戮尸。
“祸起诗行”是专制社会里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悲剧，也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缩影。然而因帝王个人的好恶，或因一时诗名较重，也有一些人因诗而侥幸得福。
唐代诗人韩翊写的七绝《寒食》，当时在宫廷中广为传诵。时德宗制诰（起草诏令）缺人，中书省申请圣旨裁定。德宗批曰：“与韩翊。”正巧当时有与韩翊同姓名者任江淮刺史，中书又具二人姓名同进，让皇帝明确人选，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翊。”其实韩诗隐寓讥讽外戚和宦官之意，不知是德宗未谙此味，还是正合其心意，韩翊却因诗获官了。
宋神宗熙宁九年，这一年的中秋夜晚，皓月当空，苏轼与客人在新筑成的超然台上赏月饮酒，欢乐之余，不免有些思念弟弟，这时感慨颇深，即兴写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首。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可见这篇词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一天，神宗问现在外面最流行的曲子词是什么，太监便把这首词抄给了神宗。神宗看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等几句时，深有感触地说：“苏轼终究是爱戴君王的。”于是下诏把远在黄州的苏轼调到离京师比较近的汝州。苏轼因这首词的创作而得以迁往内地，也算是因词得福吧！
“因诗得福”现象虽给人们以调侃、轻松之趣，但其中却隐含了时代文化、政治的重要信息，和“祸起诗行”一样共同印证着封建专制统治者的肆意妄为、非理性，表现出“臣民社会”中个体命运的不可把握，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