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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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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史（下）
【知识重点与难点】
1、国共两党的关系
（1）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破裂
① 孙中山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后，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并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共产党合作
② 国民党“一大”，接受了中共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了“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
③ 接受中共和苏联帮助，建立黄埔军校。
④ 国共共同领导进行国民大革命。
⑤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加紧争夺领导权，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破坏国共合作。
⑥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2） 十年内战时期
① 国共对峙的表现：A、屠杀与反屠杀：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后，对共产党实行屠杀政策，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反抗反动派的屠杀政策。B、“围剿”与反“围剿”：1930—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C、政权的对峙：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局面。
② 国共两党由对峙走向合作：A、“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先后实行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共产党立即发表宣言，提出“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B、1933年，冯玉祥同共产党人吉鸿昌合作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C、1933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并与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D、1935年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E、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3）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维持
①“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
②“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八路军与新四
军组成。
③ 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两党再次合作。
④ 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倾向日益增长。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实行既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的策略，不断掀起了反共高潮。但在主要矛盾的制约和中共的努力下，国共合作关系一直得以维持。
（4） 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共双方的决战
① 内战爆发前，国共双方进行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召开了国共双方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仍维持表面的合作关系。
② 在做好内战准备后，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国共双方兵戎相见。
③ 先后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和战略决战，国民党败退台湾。
（5） 中共对台政策的两次重大转变
① 由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以台湾为“反共基地”，并企图“反攻大陆”，共产党准备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抗美援朝的作战任务所取代。1955年4月，周恩来万隆会议期间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有条件地和平解放台湾问题。1955年5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转变，开始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探索。“文革”期间中断了“和平解决台湾”的探索，宣传舆论上又重新回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上。
② 由“解放台湾”转变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1979年1月，邓小平明确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4年10月，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一科学概念概括为“一国两制”。
2、对国民党政治纲领的评析
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有过多次演进，其中以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影响最大。在评价新、旧三民主义时，就应立足于阶级性和时代性。新、旧三民主义的相同点以及新三民主义与中共革命纲领的原则区别，都是由政党的阶级性决定的。比较、评析新、旧三民主义的差异，应把它们分别置于新、旧三民主义革命不同阶段，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加以分析。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经验教训和批判地吸取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基础上，代表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比较完整、明确、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现状以及孙中山在认识上的局限，使三民主义带有很大缺陷。孙中山对中外反动势力缺乏深刻认识，在民族主义中只强调反满而未强调反帝。在民权主义中，仅仅把矛头指向清朝专制统治，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而且对汉族地主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孙中山甚至把汉族官吏看作兄弟，严重混淆了阶级界限，导致革命党人无法广泛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更为后来汉族地主官僚、军阀破坏革命埋下了祸根。在民生主义中，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实行“平均地权”，实质是资产阶级国家对地主实行赎买政策，无法彻底铲除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民主义曾经是一面旗帜。它指引人民推翻了清朝反动统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三民主义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孙中山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在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关头，把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新纲领指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国际方面，转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阵线；在国内，走向与人民大革命合作的正确方向。尽管在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阶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新三民主义仍存在不少局限性，未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未找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真正方法。
3、如何认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在分析国民党政权性质时，一要看政权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因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质决定着政权性质；二要看国民党的性质，因为政党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任何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和巩固国家政权，通常需要有本阶级的政党。政党及其所领导的政权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且阶级性是一致的。三要看国民党政权实行的内外政策。因为国家政权性质决定国家职能。内外职能通过内外政策体现出来。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实行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政策，这是判断国家政权性质的根本标志。现以武汉国民政府前后两个时期为例，说明分析政权性质的一般方法：
1927年初至4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是属新民主主义范畴的革命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主要原因有：第一，从武汉国民政府产生过程看，它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形势下，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重心，在这一客观形势下决定迁都。第二，武汉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也在政府中拥有一定领导权。第三，从武汉国民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看，符合各革命阶级的利益，如继续北伐进军河南奉军，建立农民政权，工农运动出现高涨局面，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等。
1927年4月中旬至9月，武汉国民政府由革命走向反动，变为资产阶级政权。主要原因或表现有：第一，“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大权在握的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的立场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分共的方式和时间上与蒋不同。早在4月5日，汪精卫在明知蒋介石反共阴谋的情况下，还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作掩护。第二，武汉政府的政策是反人民的。颁布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压迫工农运动和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法令。第三，5月17日，武汉政府对反动军官的叛变采取纵容、庇护态度。而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被汪精卫赞扬为替国民解除痛苦的“许青天”。汪精卫的态度是武汉反动集团叛变的信号。4月中旬至7月中旬的武汉国民政府仅仅形式上保留着国共合作的局面，实质上已变为资产阶级政府。第四，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完全证实了反动政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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